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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的秘书任青远，是辛集市东小王村人。跟公木是辛集老乡。和公木一道工作的李洁也是辛集人，他们都住在清凉山东坳里，朝夕相见，日子久了，熟识起来，便格外亲切，任青远称他俩老李老张，他们管他叫小任。小任淳朴而活跃，热心机关俱乐部活动。据公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回忆：“当时原在我们宣传科工作的郑律成已调鲁艺任教，小任还时常邀他返回来教大家唱歌，招之即来，不招亦来。不但在机关，更频繁下来连队，比原来在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时还要勤快。这使我和李洁都感到有点蹊跷，小任笑嘻嘻弄眉挤眼说：‘只要我轻轻拽一下磁力线，郑律成就一溜烟跑来了。你们有所不知，有块大大的电磁石在我们这里呢。’经过左盘右问，才弄明白：我们的女生队有位叫丁雪松，女生本来更喜欢唱歌，那时间，郑律成原是瞄上丁队长了啊！小任好像是个机灵鬼，比我和李洁都神通广大。他还说：我们这位丁队长，才貌非凡，不是高人一等，可攀不上。这些咬着耳朵说的话，事后都应验了。由于我同郑律成丁雪松夫妇深长的友谊，当年小任那一副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郑律成收获爱情之后不久，公木却遭遇婚变，受刺激很大。他的妻子涤新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文化学校，给文化低的长征干部们补课，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此校离公木所在的抗大较远，又都是山路，崎岖难行。虽说同在延安，两人在一起的机会也是聚少离多。作家李纳曾经回忆说：“公木和他的爱人同在鲁艺，还是不能见面。春节团圆，他爱人从我们窑洞搬去与他相聚，那高兴的情景我今天还记得。“其实涤新和公木当时都不在鲁艺工作，估计是李纳记错了。但是，公木和涤新确实分离得很久才能见一次面。据说是每个星期仅星期天才能见面，如果临时有活动或任务，相聚就只有等到下一个星期了。偶尔聚到了一起，往往还没有待够，为了工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分开。

当时延安男多女少（有人说是18比1），集聚的又都是来自各地的精英分子。在这长期分离的日子里，公木没有意识到，他的婚姻已经面临一场危机。涤新在文化学校结识了她的一位叫LY的男同事，没多久两人相爱了，于是涤新向毫无思想准备的公木提出离婚，此时他们的儿子还不满一周，放在延安的保育院里。公木的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失去了理智，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支短枪，别在腰上，冲出办公室，向位于抗大南面的文化学校奔去。到学校门口，他气冲冲地拔出枪，瞪大一双眼珠子四处找人，想解夺妻之恨。幸亏被几个身手敏捷的学员拦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公木被送回抗大，受得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许光达校长和李逸民主任严肃地批评他的鲁莽，同时也热情地开导和安慰他，鼓励他振作起来。此时，公木写了一首《自己的歌》，其中的诗句“绝望的遗弃与被遗弃底痛苦，在毁灭的悬崖上的踟蹰“，估计是在记叙他当时的心境。不过，他最终还是在灵魂的苦苦搏斗中，让理智占了上风。他写道?

白昼，我以理性与意志合成的剪刀，把昨天底葛藤铰断。

踏着现实的条石铺成的坚实的大路，在伙伴底洪流里奔向明天。

……起来，投向阳光里！

起来，投向音响里！

起来，投向前进着的行列里！

负着我肥硕而又沉重的背包，让我底步子，踏得更有力些，更有力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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