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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３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人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公木也和大家一起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汁液顺着嘴角流淌。西红柿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据说是从前一个西班牙神父从国外带来的种子，后来在延安桥儿沟引种成功。算是延安的特产。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局部，毛泽东身后第三人为公木）整个下午的发言讨论结束后，摄影家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见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志19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77年第5期。另一说“一百人左右“，见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但仔细数一下照片上的人数，是106人，其中一人只露出一顶帽子，脸部被前面的人遮挡住了。）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公木的右侧是后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曲作者寄明，左侧是剧作家于敏，前面是他在北师大就读时的老师、历史学家范文澜，身后是音乐家杜矢甲。照片至今悬挂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从毛泽东所在位置往后数到第3个人，很容易找到那个戴着军帽的小伙子——就是公木。当时他略低着头，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影，挤在一个熠熠生辉的文化星座之中。

第三章（3）

延安革命纪念馆主编的《延安革命史画卷》也提供了一份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合影者的名单：“前排左起：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二至五排：李卓然、林默涵、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石鲁、曾克、周立波、高阳、雪苇(即刘雪苇)、蔡若虹、陈叔亮、金紫光、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琦、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寄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仃、陈荒煤、严文井、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刘志仁、张季纯、张贞黻、张望、李又然、李元庆、佟天林、向隅、华君武、萧军、郭小川、柯仲平、古元、郑景康、胡一川、马健翎、张寒晖、马达、王朝闻、杨赘、王大化“。其中包括公木在内的89人的名字是没有争议的，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则因为年代久远、画面模糊不好辨认或当事人记忆有出入等原因，有些不同说法。另外，这份名单中出现的共计103人，也还不是参加会议的全部人员名单。因为参加合影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合影，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据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姬乃军和姬睿考证，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17人。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记者、文艺单位负责人共112人。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已经晚了。毛泽东作了讲话的“结论“。

公木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大众化“的问题上，纠正了自己头脑中潜意识的“化大众“的偏向。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公木来说，这是一个新提法。而作为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个正式部队编制的“兵“，他对这一提法感触更加深刻。公木认为毛泽东说出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中积累的问题，说出了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中所发生的问题，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所有感到迷茫困惑的问题。

公木后来曾在回忆这次座谈会的《书怀》一诗中写道：

父母生身党给魂，骄阳霹雳炼精神披丹谛领一席话，含笑嘉歌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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