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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也想不起过去是闹什么事情，是一个斗争，就是后来要我当副主任，我同田间说了四五次，我说我不当这个，有什么具体工作可以分配我。邢也批评我谦虚也不应该这样谦虚，因为他是支部书记，我才算了。后来这里的事情闹起来了，田间下了决心，打报告给文化部，要把问题摊开来在支部大会上谈，解决我的问题，文化部没有下这个决心。

有一次李又然在这里作世界文学动员报告，他说读书要象游泳一样，要钻到水里去，后来我对学员说：“希望同学们体会李又然讲话的精神，钻进去是对的，还要钻出来，不然淹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当时我不同意李又然的说法，但也没有明确的向他斗争。

我到讲习所对丁玲的印象很深，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想去找这样的靠山，

第三十四章（3）

同时我也没有一本书要去找她。当时讲习所所有负责同志的离开都是经过丁玲的，田间同志离开是丁玲给他找来了吴伯箫；邢也离开也是丁玲的关系。当时我曾在作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好的）就是做一个炊事员也不做这样一个机关的炊事员。还有一个事情，张凤珠原来不是共产党员，她是到讲习所来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的，然后离开，原因是为了要当丁玲的秘书，在支部会上我是糊里糊涂举手的，下来以后，做支部工作的徐刚同志也说，条件不够，很后悔。当时想，丁玲可以随便叫一个人来解决党籍问题，解决了以后又走了，她来去的情况当时我是不十分了解的。当丁玲犯错误以后，我总是想到离开北京远一点好一点，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其次对丁玲就有认识（不是自己思想上原来就有的，而是别人——丁玲的表弟告诉的）所以有警戒。

到市文联后，作协方面批评丁玲，我做了检查，主要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家说我是惧怕权威思想，我也不懂什么是权威，反正觉得她可怕。在没有听到一些同志说作协怎样开大会，这些人在受苦，有些人很感动。传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讲习所的同志，而是从外面传来的，意思是要改变我们北京市内的工作情况，在肃反时，我是北京文化局和文联五人小组的组长，我们经过层层领导的审查，比较可靠一点，我从个人的工作上想，我说也许不是这样，他们这样闹可能要闹错的。所以我要到这里知道这些事情，自己受点影响大概就是这样。

我受的另一影响就是感到要做文学部门的工作一定要搞创作，我有点不服气，觉得自己年纪不大，还可以搞一点东西出来，这是到了讲习所来以后才明确的。1942年我离开晋察冀文联，那时候党要我到那里就到那里，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脑子里好像多一些东西了，要我到什么地方去还要考虑一下，有时候非到组织上做出决定才乖乖的去。李雪峰同志曾批评过我，为什么要离开公安部门，我在那里工作很好，我说不是我要回来，是组织上要我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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