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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当时写下一篇《鲁迅先生访问记》，署名张永年，刊登在第二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上。公木后来又写下一篇《永远新鲜的记忆》，登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上。

关于这次讲演，我这里主要采用公木早年的这两篇文章的记述。其中前一篇文章发表时，鲁迅先生还健在。这次讲演不仅规模最大，听众最多，讲演后发表的报道、印象记、访问记和回忆录的数量也空前绝后，其遗存资料的丰富，也为鲁迅的其他讲演所不及。在一般情况下，资料的丰富自然要优于资料的匮乏，但同一事物在众说纷纭中，面目未必愈见清晰。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就存在着这种情况。鲁迅专家朱正先生对一些回忆文章的疑点作过详细考证：

1932年11月25日《鲁迅日记》载：“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这三位代表是谁？王志之对同去邀请鲁迅讲演的三个人的回忆曾有不同，一次说:“我们(记得有张松如、谷万川同学)到宫门口西三条去‘查户口’，打听‘姓周的南方人’，终于在人家的指示下，打开了一家的大门“，一次说“这三人中，其中二个是我和张松如，而另一人已记不清楚姓名了“。基于王志之提供的材料，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便将王志之、张松如和谷万川作为邀请鲁迅的三个人载入年谱。

这里提到的谷万川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河北省望都县谷家连青村人，比公木年长五岁。他的民间故事《大黑狼的故事》曾得到周作人先生的指导。传说他还与女作家谢冰莹和周作人先生的某个女儿谈过恋爱。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还曾考入黄埔军校（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1929年，谷万川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为名，从事党的外围“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他和公木在师大图书馆相识。后来公木还为他在《北平益世报》办的副刊《人间周刊》写过稿子。1933年他们一起编过《文学杂志》。当时的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左联负责人、著名作家陈沂（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少将军衔）评论说：“《文学杂志》像沙漠中的绿洲，震撼了当时沉寂的北方文坛。“公木与谷万川等四人共同署名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时事打牙牌》曾经在“一二九运动“中广为传唱。1933年8月20日，谷万川在北师大学生宿舍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天字号“监狱。残酷的狱中生活使谷万川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精神失常。1938年日寇飞机轰炸南京，谷万川才被释放出狱。文革期间，他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含冤去世。公木曾有诗句写到他：“最遗千古憾，大谷死奇冤。头撞金陵狱，血烧清苑天。现行反革命，史实正倒颠……“

谷先生的人生令人唏嘘不已，他的文学成就也有待人们重新认识。不过，那次访问鲁迅先生，谷先生确实并没有去。经过朱正、蒋锡金、马蹄疾、封世辉等人的分别努力，和当事人的“自报家门“，终于查清，其中“谷万川“的名字是不确的，实为后来在河北师院工作的潘炳皋。事实上潘炳皋也撰写了《鲁迅访问记》，发表于1932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国》第1卷第4期。至此一个小小的“公案“应告一段落。然而最近又发现，在一篇署名曹未风的回忆文章《关于鲁迅先生的这张照片》(1961年11月5日《文汇报》) 中，自称是当年邀请鲁迅的三位代表之一，文章说：“我们听说鲁迅先生到了北京，很多同学想见到他，于是想请他到学校来讲演。他住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四合院的东厢房里，好像是他母亲住的地方。房子很揪隘，陈设也很简陋。我们三个人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他一口就答应了。“朱先生考证，王、潘和公木的笔名都没有“曹未风“，不知这曹未风的名字是怎么回事。

王志之在《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自己是演讲的主持人，可是在李文保先生《回忆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中，主持人的角色是由这篇回忆录的作者担当的。另外公木的文章中说潘先生是临时加入的，但潘先生撰文说“我并非是临时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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