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我就不敢说以生命为诗了，我的生命不但说不上有声有色，而且经常处在惶恐、迷乱、动摇、失误中。即使“真诚“，也只是悬为追求的目标。如果真诚地说，“真诚“也往往是打折扣的。至于“以生命的热情“，或者可以这样说，诗总是用情感写出来的，虽然不一定是“热“的。阴暗、淡漠以至冷峻，都属情感范畴。

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虚伪和阴谋，愚蠢和仇恨“。是的，诗正是为了消灭他们才存在。所以，以我说，诗人便是要在生活中发现“阳光“的人。因此，在自己“主体意识“中首先要“充满阳光“。要想达到“真实“，前提便是“真诚“。——这很难，要尽可能。我是把它悬为追求的目标的。

高昌：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敏感地意识到当代文学已发生着重大的转折，新的文学状态正在形成。《文艺争鸣》杂志和《钟山》杂志曾在1994年联合发表宣言，将这种新走向文学称之为“新状态文学“，他们认为“新状态文学“是“走出80年代的文学“，是“写状态“的文学，是“90年代的文学“，是“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其中的《文艺争鸣》杂志社就在您所生活的长春市，相信您对此一话题必有关注。

1993年，公木在河北辛集家乡与部分亲属合影，前排幼儿是其孙女的一对孪生儿女公木：“回归文学“是厌烦现实、逃离社会的一种状态，在摆脱“政治侍婢“的地位这一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它基本上违反意识反映现实、生活是唯一源泉的艺术规律。绝对化走到极端，便意味着回到象牙之塔，回到薄薄的大脑皮层，自我掏空，自我封闭。凡疏离人民者，自然也会被人民所疏离。新状态正应该走出这一困境，而不是再更深陷进去。我这么想，至于这一命题或口号的提出者是怎么想的，我说不准。 我以为，新状态是一种祝愿，一种趋势，既然有了文学的新状态，自然也便会有新状态文学。它是在形成中、发现中，它富开放性，其包容量没有边界。不好如此这般在表现手法或写作手法上加以规定。假如作家们都这么来“执行“，那还有什么新状态？岂不成了老一套？

高昌：您的作诗、治学、为人之道？

公木：理论（文艺）建设意识，学术（创作）自由心态，真理（审美）追求精神，道德（纲纪）遵守观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心向往之，愿共勉丹！

附记：1990年第4期《河北文学》和1998年第9期《诗刊》曾分别发表过我与公木的两篇对话录。这里将这两篇文章合在了一起。除个别重复的地方外，文字均按原样收录。其中有六题问答收入公木诗集《我爱·后记》和《人类万岁·附录》，因整理角度不同，与本处收录的文字略有出入。

第五十九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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