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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

对政治和服从的心理学解释与生物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假定政治群体的形成是出于人的天生需要。心理学家通过经验性研究使其观点变得更加精确。一个是著名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在一个教授的引导下将逐渐加大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被绑在椅子上的“受害者“其实只是假装受害的演员。大部分受试者都想把强大到足以致命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仅仅只是因为“教授“——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权威人物——告诉他们那样做。许多受试者并不想伤害受害者，但他们的借口是他们只是遵从命令，并且所有对受害者的伤害都是教授的责任。他们使自己的行动屈从于权威人物。

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多数人是天生的墨守成规者。同一群体中的多数成员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定的。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发现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许多错误是由一种“群思“（groupthink）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种情况是指领导集体告诉自己一切正常，现行政策运转良好。群体总是倾向于忽视那些并不因循守旧的“制造麻烦者“的建议，例如，日本将会袭击珍珠港（1941年）、古巴流亡者的猪湾登陆（1961年）将会失败。对权威和群思的服从意味着人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需要——几乎是天生的——把自己融入群体并遵守它的规范。或许这正是使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原因，但它也可能酿成惨剧，如纳粹的大屠杀和更多最近的大屠杀。

文化的

有多少人类行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的？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关于“教化对天生“的辩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化论者——他们相信行为是习得的——占了上风。人类学家得出结论说所有行为的差异都是文化造成的。他们认为一个合作、和平的社会也会按照这种方式去抚养孩子。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是建立在文化价值之上的，这种价值是通过父母、学校、教会和大众传媒来传承的。政治科学发展出了一个有趣的分支学科——“政治文化“，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发现某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由许多长期因素形成的：宗教信仰、孩子的培养、土地所有制和经济的发展。

文化学派坚持认为当政治系统割断与文化系统的联系时，麻烦就会产生，就像伊朗国王试图使与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的伊斯兰社会实现现代化时所遇到的那样。伊朗人赶走了国王，并庆祝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宗教领袖回国，这位宗教领袖所表达的价值观受到传统伊朗人的欢迎。文化理论也适用于美国政治。共和党人倾向于通过清楚表达深植于美国文化当中的宗教、家庭、自立等价值观来赢得选举。很多思想家都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

文化研究对政治生活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如果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习得的，那么只要不学习坏的行为，社会就会进步。按照这种观点，教育年轻人学会忍耐和合作，社会文化就可以逐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改变文化是相当困难的，就像占领伊拉克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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