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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同意工业化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它的经济、文化、通信和政治也都发生了变化。给这种理论以新生的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一书出色的第二章。李普塞特把国家划分为两类，不是“稳定的民主制“（如加拿大和挪威）就是“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如西班牙和南斯拉夫）。除了极少数例外，稳定的民主制比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拥有更多的财富、工业、医生、汽车、教育和城市居民。一句话，它们工业化程度更高。李普塞特提供了一个解释：工业化国家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民主制的基础。李普塞特综合了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参见本章前面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晚近的研究倾向于加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有着分界线，但那不是密不透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5 000美元的国家很少实行民主制。如果它们想要建立民主制度，通常以失败告终，并往往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然而，人均GDP超过6 000美元的国家大都实行民主制。当它们建立了民主制度后，通常都会持久。当墨西哥达到人均8 000美元时，它为第一次民主选举作好了准备，结果是比森特·福克斯在2000年当选总统。这种财富—民主关系的一个有趣例外是印度，它的人均GDP还不到3 000美元，却建立并维持了民主制，或许是其创立者国大党的资历和权威的原因吧。对每个理论来说，都会有反例的。

现代化理论对折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动乱和不稳定也有一定的洞察力。那是因为它们只现代化了一两个方面——通常是经济和军事——而其余部分如宗教和社会结构仍是传统的。两者产生了冲突，传统部分憎恨并反对现代部分。这有助于解释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高涨。如果现代化理论是对的话，只要当它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它们就将稳定并实现民主化。

理性选择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由数学家最先发明的途径在政治科学领域迅速发展，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对文化和发展基本不感兴趣，认为个人只要知道相关行为者的利益就通常能够预知政治行为，因为他们会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美国总统候选人摆出对问题的姿态时，他们要算计什么会给他们最好的回报。他们会想，“很多人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很多人也需要国防方面强大的领导力。我最好只批评在伊拉克的‘错误’，同时要求强大的‘国家安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这些含糊其辞的话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深思熟虑的。

北京高档购物中心的顾客可以在巨大屏幕上观看2010世界杯足球赛。（AFP/Getty Images）

理性选择理论家激怒了一些其他的政治科学家。一个研究日本官僚制的人声称，你无须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化或历史，你所要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的职业利益会告诉你他们将怎样作决定。美国一位著名的研究日本的专家对这种随便的、肤浅的捷径大发脾气，并公开指责理性选择理论。更为谦逊的理性选择理论家沉迷于匈牙利语言和文化，但仍然得出结论说匈牙利政党拼凑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选举系统，正作出理性选择以使自己在议会席位上取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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