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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为了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戴高乐总统下令成立22个大区，每个地区由2～8个省组成。从1981年开始，密特朗总统实施了真正的地方化分权（decentralization），给予大区以一定的经济规划权力，由巴黎任命的行政长官把部分权力转移给地方议会。法国就这样改变了实施了五个世纪的集权制。

西班牙的自治 西班牙同样分解了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这里的问题显得尤为紧迫，由于地方仇恨长期以来一直受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压制（1939—1975），因此表现得非常激烈。西班牙的地区问题是欧洲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仅次于南斯拉夫。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说着非卡斯蒂利亚语系的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巴斯克人的语言就与其他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巴斯克人对此还倍感自豪。另外，西班牙的很多地区在中世纪曾被赋予地方权力（fueros），它们将其珍藏了几个世纪。面对巨大的地域多样性，西班牙的集权者们试图移植法国的单一制模式。

其结果是，无论西班牙试图建立何种民主制，都会有地区仇恨显露出来。分离运动在1874年和20世纪30年代非常集中，但都被视国家统一为神圣的西班牙军队所击溃。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当后弗朗哥的民主政府建立起17个被称为“自治体“（autonomías）的地方政府时，整个西班牙都屏住了呼吸。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西北部的巴斯克地区，那里的恐怖组织“埃塔“（ETA）为了巴斯克地区完全的独立而实行谋杀和爆炸。为了安抚以较温和的方式出现的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安达卢西亚及其他地区的分离主义者情绪，马德里政府把这些地区变成自治体，让他们拥有地区议会、征税的权力、语言的权利，并且控制了全部地方事务。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支持这种自治体，但中央—外围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持续存在于税收和资金调拨问题上。

单一制的利弊 单一制下的政府有可能变得过度集权。没有中央政府的允许，地方政府或许连设立一个红绿灯、一个公交汽车站的权力都没有。这使得公民忽视地方事务，由此造成政治上的分离感。不过，集中化的权力有利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在政府系列中，清晰的权威层次使政府变得高效。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能够统一调配资源，协调计划和发展。税收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统一的，企业和个人无法像在美国那样，通过转移到低税收的地区来避税。像日本那样的国家还可以制定很高的教育标准和规范。

日本给予某些地区以自治权，但只是一种联邦制的趋势。日本1871年建立的国家体系复制自法国，43个县、 3个大城市以及北方一些小岛都有选举出的行政长官和一院制的议会。他们的行动受到东京的内务省的监控和限制，只能收取大约30％的税收，这在日本叫作“30％自治“。那些有个性的、比较敢说话的地方行政长官现在逐步开始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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