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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要认真讨论的指标是美国人结社趋势的减弱，无论是救火志愿者组织，还是工会。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无论年纪大小、无论境况如何，都对结社有着持久的热情。“他对这种热情印象深刻，因为它是（仍然是）法国所缺乏的。他把这视为民主的基础之一，这一点在以后的公民文化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是有些观察者认为，现在这些“草根组织“（grassroots associations）衰落了。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打保龄球的人数在增长，但保龄球协会则在减少。他的论文《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引起了很多关注和反对。他指出了很多社团组织——工会、家长教师联谊会、童子军、共济会——成员的减少，担心这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削弱以及公民社会的衰败。

其他人争辩说，美国人仍像以前一样参加志愿者组织，只不过现在参加的是新组织，不在帕特南的统计之列。传统的组织，如童子军和慈善互助会，可能真的衰亡了，但是新的组织，如“个性化居住空间“、“车轮一族“等，在不断壮大。40％的美国大学生乐于帮助无家可归者、救助贫困者、做家教、参与宗教生活、清扫周围环境以及参加其他的志愿活动。茶党运动的迅速兴起表明美国人仍然愿意建立志愿者组织，他们的志愿服务精神并没有消亡。

然而，那些看到了美国志愿者组织衰败的人，担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反弹。当个人仅仅追求他的“权利“而没有相应的奉献精神时，他从政府那里也得不到什么。民主不再是相关的公民面对面地讨论社区事务，而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公民在叫嚷着“给我“。更进一步，福山（带给我们“历史的终结“理论）认为，信任或“自发的社会性“支撑着经济增长和稳定。如果你可以相信他人，你就能够与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因此，存在“高度信任“的社会将带来繁荣的国家。

另一派学者认为，不信任的增加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并不总是造成坏的结果。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给公众越来越多的承诺，承诺政府可能根本办不到的事，最后仅仅归结于资金的不足就完事。但是，与此同时，公众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意识到了这一鸿沟，并愿意对此提出批评。有的人看到的是犬儒主义，有的人看到的则是“批评型公民“（通过把选民的意愿反映给政治家们来改善民主的人）的增长。

政治文化在转变。它是一个混合物，由长时段的记忆、植根于心底的态度，加上对当前情景的反应所组成。这些内容的改变，是对政府绩效的回应，政府绩效几乎总是与承诺不相符。政治文化不会从天而降，它是政府作为和不作为的产物。

比较研究 ◇ 美国的宗教

美国一直被视为宗教国家。2009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65％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英国人（27％）、加拿大人（42％）、德国人（40％）、日本人（24％）和法国人（30％）。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一个特例。通常来说，较为落后的国家宗教势力更为强大：印度（90％）、巴西（87％）、墨西哥（73％）；还有穆斯林世界：印度尼西亚（99％）、埃及（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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