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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就从长远考虑，通过统一的学校体系来推行民族的融合。不说法语的多为落后山区，法国教育部派出老师，像传教士那样深入这些地方的乡村。老师们遵从全国统一的课程表——教育部可以随时说出，全国都在教什么课程——要求学生牢牢记住法兰西的光荣和统一。用尤根·韦伯（Eugen Weber）的话来说，他们逐渐“从农民变成了法国人“。几十年后，一个统一和融合的法国就出现了，这是过度的社会化例证（见下面的讨论）。

美国高度依赖自愿的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主流文化，使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宾至如归“。移民们发现，如果想在新世界有所作为，他们必须学习英语。以成就为取向的社会消费倾向于使口味和职业模式都标准化。“大熔炉“发挥作用了——在1/10的美国居民都是移民的情况下，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并不完美。许多美国人在宗教和饮食方面保留了亚文化的特征，但这可能并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亚裔美国人迅速地融入主流文化。现在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5％，却在国会的535个席位中照样拥有数个席位。

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群体都这么幸运。黑人和西班牙后裔尚未完全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如今，占总人口13％的黑人在众议院中拥有大约 10％的席位。

加利福尼亚州一块多语言指示牌，强调了该州人口多元文化的特征。为了促进文化统一，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将英语作为该州唯一官方语言。（Ted Soqui/Corbis）

奥巴马的母亲来自堪萨斯州，而父亲是肯尼亚人，他的当选有利于从心理上融合黑人群体，同时也是自1960年肯尼迪使天主教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后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是否应该将这些亚文化进行完全的融合？这是二战以后美国政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案件（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最高法院开始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整合美国的学校。这一措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某些地方，联邦法官不得不直接控制地方学校，以维护少数民族学生乘公交车上学的权利。赞同融合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政府认为，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如果美国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被压迫的、贫穷的，它就不可能生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或者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自由、公正的范例。在此，融合是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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