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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依旧在抱怨，电视就像在越战时那样降低了公众的支持率。这一指控从未被证实——偶然因素而不是摄像机的快门似乎更有决定性——但是军方仍然试图把媒体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在2003年，记者只能从战斗的细节中来“零乱“地报道这场战争。报道也向伊拉克人展示了美军前进的速度，这对许多人选择投降而不是战斗起到了劝说作用。

不过这都是小角度的报道，是从悍马军车上发出的观点，它没有解释全部的情况。它也没有涉及巴格达陷落后的抢劫和抵抗。当新闻报道显示占领是多么困难时，公众对占领的支持就下降了。很难说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一个主要的道德观念上的转折——与越战中的迈来（Mylai）大屠杀的影响相比较——发生在媒体揭露美军对伊拉克战俘的虐待行为时。在数字化时代，图片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世界。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2004年不同寻常的道歉中，懊悔过分相信政府的断言导致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编辑们说，他们没有充分地质疑，他们本应该追问更多的问题。后来，一些报纸报道了美国的秘密反恐计划，小布什政府威胁说要用1917年的《反间谍法》起诉他们。报纸辩称公众有知情权，政府则说它们危及反恐的努力。媒体和白宫再次纠缠不清。

直至2006年，所有的专栏——包括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报纸——都一致谴责政府。无论是白宫还是五角大楼都无法承受长时期的舆论压力。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管理“新闻报道，真相不断暴露，经常引起公愤。媒体似乎在遵循一种“反弹“模式：最初，媒体接受政府的公告，然后发现自己被误导后，开始变得愤怒和敌对。

新闻界是否走得太远了呢？有人已经对媒体攻击所有权威的专横态度感到厌烦。媒体似乎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而政府总是错误的。共和党指责媒体过于自由化。此外，激进人士则批评媒体只听从总统和大公司的。双方的指责都有些道理，但也应该看到，终究绝大部分机构都在媒体的监督之下。报纸在第一时间揭发了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媒体好像在找所有政治家的碴。

研究表明，新闻记者和写手的确更倾向于扮演自由派和民主党人，这在有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但是电台和报纸的老板，则倾向于扮演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并且会打击雇员的自由化激情。广播的访谈很明显地偏向右翼，纪录片制作者则大多是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对媒体偏见的指责很难被确证，因为人们可以发现，媒体错怪了所有的政治家，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小布什的白宫试图严格控制信息，这引起了媒体的不满。

媒体在民主制度下的适当角色是什么？它们可以批评到什么程度呢？它们应该揣测处处都有错误行为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吗？记者们应该效仿因水门事件闻名的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施坦而去深挖丑闻吗？由于有最高法院的沙利文原则（Sullivan rule），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遭诽谤诉讼，“公众“人物被认为应该对媒体的监督保持公开。这使得许多公众人物感到自己在万能的新闻界面前无能为力和痛苦不堪，也普遍增加了他们对政治的愤世嫉俗的态度。公众对太过苛刻的新闻界的批评也与日俱增。也许美国应该找到一条令人愉快的中间道路。

关键术语

面对面 登台演说 舆论领袖 关注自我 寡头垄断 精英媒体 通讯社 博客媒体事件 在任者 浪头 交叉压力 非家长主义 电磁频谱 框架 对抗关系 沙利文原则

参考文献

Alterman, Eric. What Liberal Media? The Truth About Bias and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Bent, W. Lance, Regina G. Lawrence, and Steven Livingston. When the Press Fails: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News y of Chicago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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