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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钱“的增多

金钱或许是利益集团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利益的实现几乎不需要集团行为。对于通过选举来使支持它们观点的候选人当选的利益集团来说，金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多数的民主国家都意识到，金钱与候选人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存在着危险，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金钱买来的最好的国会“，但2009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企业直接捐赠的限制。这是从影响力购买到腐败的很小的一步。支持政府补贴政策的候选人当选后，美国的花生、糖业、谷物、棉花种植者获利良多。医疗保健和金融产业对两党来说都是最大的竞选贡献者，并且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用加利福尼亚州政治教父耶西·昂鲁（Jesse Unrnh）的话来说，“金钱是滋养政治的母乳“。

很多国家尝试过不少改革。日本的改革者们试图打破“金钱政治“，那是极端依赖利益集团的政治——大企业、银行、农场主，甚至是黑社会——但是直到目前也没有成功。德国和瑞典对参加大选的政党提供了几乎所有的公共财政支持。到1977年才建立民主制度的西班牙，根据选举之后选民投票的数量和赢得的议席来给政党相应的补贴。有些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试图限制竞选的费用。

美国不愿意用公共财政支持竞选，理由如下：首先，美国高度强调自由。根据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作的解释，使用金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钱给某个候选人，那是一种政治表态。其次，美国的竞选比其他民主国家更耗时、更费钱，这是虚弱的分权制政党和特殊的提名制的结果。在西欧，选举过程更短、更便宜，因为他们的政党已经安排好了候选人及纲领。最后，在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美国的立法者无法找到一种以公共财政来支持竞选的模式，以使其可以按照人们的意图真正地发挥作用。一些改革的努力反而产生了负面的“不可预知的后果“。

某些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捐赠，并不直接用于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这类不受控制和无限制的软钱（soft money），使得政党和利益集团在竞选中可以利用“议题广告“（issue ads）来打击对手，而且不用提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字，从而有效地回避联邦法律中的“故意“条款。“软钱“导致了政治竞选中负面广告的增多。例如，在2004年，一个明显属于共和党的特别成立的“快艇委员会“（Swift-boat mittee）做了一个电视广告指控约翰·克里夸大了他的战争英雄主义。 2008年，一个名为“前进组织“（）的委员会（所谓的“527委员会“之一），很明显是倾向民主党的，无限制地制作攻击共和党的广告。

2002年，经过艰苦的斗争后，麦凯恩—菲因奥德改革法案终于获得通过。2003年，最高法院把它列入了宪法。这样做有许多人欢呼，但是到了2004年，它就变得不切题了，问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该法案并不具有真正的限制意义。个人可以直接给总统候选人捐赠2 000美元，给国家级的政党捐赠25 000美元，给州一级或地方的政党候选人可以捐赠的数额更多。第二，许多有希望获胜的总统候选人往往不再愿意从公共财政中获得资助——那样必须在政府规定的最大限度内行事——而是倾向于成立属于自己的基金会（现在很多通过网络途径实现），这样就没有什么限制了。第三，财力雄厚的竞选组织与候选人没有正式的联系——在税收编码后出现的所谓的“527委员会“——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花费大量的金钱，并且明显地倾向于某一方。“527委员会“在运作时比政治行动委员会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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