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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日本堕落的旧政党的最终命运就是被新政党取代。执政党是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难道它们不研究选票吗？的确研究，但是党内政治和从利益集团取得的收益对它们的影响远远大于选民。它们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赢得选民。事实上，每当一个主要政党失去多数席位时，就意味着它已经过于自私了，如1964年戈德华特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1997年梅杰领导下的英国保守党以及 1998年科尔领导下的德国基民盟。

政府中的政党参与

欧洲模式的议会制更易成为沙特施耐德所说的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美国的制度由于它的制衡体系，政党很难跨越权力的分离来实施政治纲领。偶尔，当一位有权威的总统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时，政党的纲领就会成为法律，约翰逊总统在1965—1966年通过“伟大社会计划“时就是借助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欧洲的议会制下，从未有过这么快就通过这么多彻底的改革方案的例子。

在欧洲的议会制下，获胜的政党往往就是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政党的领导集体直接成为内阁。这种制度与美国的分散型政党制度相比，更能考虑到明确的责任和选民的选择。在这两种体制下，政党都是通过在部门和机构中向政党活跃分子提供职位来实现参政的。在英国，大约100名获胜政党的成员能够担任内阁和高级行政官的职位。而在美国，一位新总统上任后，大约有3 000人可以得到政治任命。

政党的财政资助

政党必须为它们的活动寻找经费，这些费用越来越高，这就加深了政党对富有的利益集团的依赖。这种关系几乎没什么透明性。就像一位政治学家指出的：“如果我们想知道政党是如何筹措资金的，我们会发现书上什么都没写。“日本自民党因为从企业、银行、农场基金会甚至是“山口组“黑社会那里接受资金而臭名昭著。传统的欧洲政党规模不大，因为它们的资金不充足，所以政党会不顾一切地筹集资金。有些政党为此近乎不择手段。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关于政党募集资金都遭遇了丑闻：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关系到政治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民主的关键所在。1976年，大约有5亿美元花费在了美国的政治活动中。2008年，超过50亿美元经费用于总统和国会的活动中。亿美元，但也增长得十分迅速。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民主国家出台了法律限制或者规定政治献金。德国、西班牙、瑞典和芬兰用政府资金根据每个政党的竞选实力按比例进行补贴。这明显对新的政党不利。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类似的计划（总统竞选基金），允许纳税人授权给国内税务局把其所缴纳的所得税里的3美元捐给这个基金，这个基金根据总统被提名者所得票数按比例进行补贴，前提是被提名者的票数至少达到全国总票数的5％。但是只有1/4的纳税人向总统竞选基金捐款，这远远不够支付竞选的费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27委员会“已经填补了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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