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现代民主社会那样的“民选“制度设计，因此“民心“的计量总不是太科学，于是中国历代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想尽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给“民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其中以儒家学者最为积极。

因为没有现代的“民心“计量学，儒家便将“天命“和“民心“捆绑在一起，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创建出一整套浩繁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要言之，我认为《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总概儒家的“民心“诠释之道。孟子进一步解释：“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以此来证明天命与民心之间的关联，告诫君王，江山社稷非为个人私产，乃是替天看守，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失去民心则失去天命。在这样的逻辑下，很合理地推导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这种理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在民“，但将民心、民意，与终极的仲裁者——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有着强烈的制约意图。

那么，如何观测民心渐失、天命将终呢？在没有现代选举制度和中立媒体进行民意调研的前提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言论自由程度是观测民心变化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论语》有言：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是古代中国评价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就可以说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古代百姓不能像现代社会的公民用选票赶走其不信任的执政者时，官府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流言甚至“谤言“肆虐，而官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的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亦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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