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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文仲这样一个“不朽“人物绝非浪得虚名。他历仕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君，共五十年。当了很长时间的大宰——正卿之一，即后世主管官员诠叙的吏部尚书。他曾主持废除关卡，以利经商，其于国于民，尽职尽责。他的仕宦时代和齐桓公成为霸主时间上高度重叠，有齐国这样的强邻，一个弱国要生存，需要高超的智慧。

臧文仲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主动入齐国告籴。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六六年），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自告奋勇，向国君请求，“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即用钟鼎宝器珠玉做抵押去齐国买粮食。臧文仲的随从说：“国君没有指派你，你却主动要求，干吗选这样的难事来做？“臧文仲说：“贤者应该争做难事而谦让容易的事，为官者应敢于任事而不逃避危难，在高位者应该体恤百姓的苦难，这样国家才能安定。现在我不去齐国，就不是争做难事了。处上位而不体恤百姓，当官而又懒于理事，不是臣子事君所应做的。“

这样一位“不朽“的大臣，却遭到孔子的责备。《左传·文公二年》载，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废黜六道关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后世许多人正面评价这一举措；而“下展禽“，即没有重用贤人柳下惠，这也值得商榷，因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未必就有从政的才能。这可谓典型的“春秋责备贤者“。至于孔子指责臧文仲“妾织蒲“，我以为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臧文仲为政时，鼓励商业，自己也让家里的妾妇编制蒲席拿到市场上去卖。想想臧文仲也够可怜的，那么大的官，还需要家里的人做手工业贴补家用——编席这行当可是后世士大夫不屑为之的贱业。搁到今天，报纸、电视台会采访臧文仲，让他谈谈如何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没准还让其妻妾组织报告团，全国宣讲。织蒲席的妾妇被评为“三八红旗手“，那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是“不仁“，是“与民争利“。因为做大夫的，有俸禄、有封地，就不应该去和小老百姓抢生意。

更令人忧虑的是，当一个权势煊赫的“大宰“，其家人经商——哪怕只是卖蒲席，也很容易形成垄断，构成不正当竞争。试想一下，臧文仲的家属拿着席子上市场上叫卖，为了拍这位掌管官员提拔大权的大宰的马屁，那些管理市场的人可能会在税收上给其优惠，或者将地段好的门面让给其家属；而全国的官员知道臧文仲家属做蒲席生意了，很可能自家或发动属下，只买臧文仲家的蒲席，即使他家的蒲席质量不如其他老百姓织的，或者价格更高。如此，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被破坏，那些没有权力做靠山的蒲席经营者，哪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商品也不如臧文仲家的好卖，最后不得不关张或者被臧文仲家低价并购。整个鲁国的消费者可能别无选择，只能用臧文仲家价高质劣的蒲席。

鲁国另外一个高官做过相国的公仪休，其作为和臧文仲恰好相反。这也是个大贤臣。据《史记》记载：公仪休有次回家后，看到家属织出几匹很好的布，准备拿到市场上去叫卖。——看来春秋时代，先民朴实，官员家属亲自耕织是常事。公仪休把老婆等家中的女人叫了出来，当众把织布机给烧掉了，说：如果我们做官的人家都经营产业，那么普通农、工家的妇人织布卖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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