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有三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一九〇五年废科举，一九一一年清室逊位，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一九〇五年废科举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七十多年内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巨变，国家的执政者和官方意识形态也有数次巨变。但整个社会结构并没有质的变化，依然是生产力落后、文化教育落后的农业国家，科举被废后，一种稳定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底层精英上升渠道并没有建立起来。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几代精英青年，多数人要么去当兵，要么去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几乎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近乎停滞的前现代社会。建政初期的社会资源的主要掌握者——管理社会的官员，其构成和历朝历代开国时差别不大，主要是“军功集团“，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有战功的各级军官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岗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前十七年，新政权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精英——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这些人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各领域的领导者。

执政党推行户籍制度而建立了“二元社会“——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人，因身份差异导致其生存状态几乎是云泥之别。在一九七八年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村居民，其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他的所谓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农村青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可能通过当兵、推荐上大学或招工等方式向上流动，进入工人或干部阶层。

这种社会的板结化程度恐怕是几千年来最严重的。不但绝大多数青年上升的通道被堵塞，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反向流动，即向下流动，如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当农民，与本来生存状态极差的农民争夺资源。

由于建政初期执政者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也由于多数人处于平均的贫穷和平均的无权利状态，因此社会的不公和板结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引起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当然不是说无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执政者绝对不允许社会讨论这类问题。“文革“期间，遇罗克所撰写的《出身论》即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类按照血统权力世袭的主张的有力驳斥，但他的结局是那样的悲惨。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前十几年，中国人尤其是多数处于底层的青年，确实觉得生活有希望，前景很光明。这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是改革初期必然会释放的巨大能量使然。被禁锢在土地上太久的大多数农民，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也可以离开故乡去南方打工。尽管在一九九九年高校扩招以前，中国农民和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考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的比例很小，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是所有选拔制度中最刚性和公平的，也由于“文革“对中国各项事业的耽误导致人才断层，考上大学的底层精英，毕业后能有一份收入不错并受人尊重的职业；而去沿海打工的乡村青年，在流水线上挣到了远比在故乡种田多得多的钱。那么他们自然觉得社会变得更公平，自己的上升的通道是畅通的。其实单就生活质量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校毕业的大学生结<a href=https://..vip/Tags_Nan/ target=_blank>婚后</a>在一间筒子楼里生儿育女不是少数，他们比现在毕业后成为“蚁族“的青年生存状态好多少？那些到南方工厂打工的农村青年，他们被收容遣送是家常便饭，许多人在有毒的环境中劳作，用健康换取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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