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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奢靡往往是权力的派生物，它是政治腐化的一种结果，而非导致政治腐化乃至亡国的根本原因。

对于掌握权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优于常人，这是多数人认可的一种“不平等“，即便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民选的政府领导人耗费巨大的安保、公务费用，以及英、日那样君主立宪国家每年花大笔钱养一个王室，认为是一种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这钱花得程序合法、过程透明。而在中国古代，士民更认为当皇帝和当大官的生活水准优于一般老百姓理所当然，老百姓能承受统治层适当的“奢靡“。汉高祖刘邦征韩信回京，责怪萧何督建的未央宫太富丽堂皇，萧何解释“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顾虑。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岁艰苦，后经科举发达。兄长宋庠责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问他是否记起当年一起在州学吃粗饭苦读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为记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现在才要好好享受。

“适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政治上的坏毛病归结为统治者的“过度奢靡“？

丧国不能全赖“奢靡“

以两晋和南北朝为例。这是一段中国的“文化苦闷期“。曹操父子和司马氏，皆以“诈术“得国，为了克服篡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他们在上层社会有意识地提倡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价值观，使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毁。然而魏、晋亦自掘坟墓，最终失国于“诈术“。司马氏得天下后，已无稳定的、进步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来维系自己的道统，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慑和利益诱惑来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类似“分赃体制“的政治架构是很脆弱的。晋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乱“，一直到东晋南渡，豪门和大军阀造反从来没有间断。

在“胜王败寇“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价值观主导下，道统不存，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集体沦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几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选择，因为明天是充满变数、风险极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种麻醉，他们的人生已经找不到更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斗富的故事更是为后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后被杀时，感叹因财惹祸，有人看中了他们家的财富。数百年后，晚唐诗人杜牧在石崇纵酒享乐的金谷园遗址上感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从两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君主丧其国，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一阶段的朝代更替几乎都是权臣篡位，篡位的权臣同样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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