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武侠爱好者而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并不奇怪，中国从古至今，真实的历史文本影响的是占社会少数的精英人士即士大夫，而对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三观“，是由寄生在历史中的文艺作品塑造的，如白话小说、评书、戏曲。金庸师法古人，并发扬光大。

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外加《金瓶梅》，除了《红楼梦》外，其他四部小说，都有清晰的历史背景。而且如今天读者因金庸武侠小说产生美丽的“历史误会“一样，明清时期的许多中国老百姓，也将小说家言认为是真实的历史。比如《三国志》中的周瑜和诸葛亮，远非《三国演义》中那位年轻英俊、心胸狭隘的周郎和老谋深算、近似妖怪的孔明。关羽则是文艺形象压倒性胜出历史真实的典型范例。历史中的关羽功绩平平，在三国时期众多人物中并不突出。而由小说、戏曲和评书的演绎，他被推上与至圣先师孔子比肩的“武圣“地位。考察“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历史地位之形成过程，可更好地解读士大夫和老百姓审美观、历史观之差异。孔子成圣人，是历代儒生通过对经史的诠释完成的，关羽成圣，是历代老百姓据小说家言而推动的。《水浒传》的故事，根据的是史料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简短记载。连神怪小说《西游记》，也被吴承恩附会成大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之事。而历史中那位百折不挠的玄奘法师和《西游记》中那位迂腐、有些愚蠢的唐僧形象相差得太远。

中国古代小说家和民间艺人，以历史为“药引“，演绎出许多精彩故事，其核心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即宣扬“忠孝节义“，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属于文人小说、无明确历史背景的《红楼梦》除外）等古典小说还是《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这类评书，概莫能外。金庸以历史为“药引“的武侠小说亦是如此，他将儒生主张的“忠“和江湖人士推崇的“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对郭靖、杨过、萧峰、陈家洛等人物的塑造，来佐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然而，到了金庸写武侠收官之作《鹿鼎记》时，他以前的观点受到了自我挑战。所谓“为国为民“的“侠义“信念，往往敌不过现实的利益考虑。无论庙堂还是江湖，中国社会的历史真实是：只有韦小宝那样将礼义廉耻放一旁而个人利益优先的混混，才往往笑到最后。金庸所处的时代毕竟和那些小说家前辈不同了，他体察到巨大的社会变化，因此，尽管都以历史为“药引“，但配出来的“药“，终究是有较大不同的。

从《击壤歌》谈食品安全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是一首先秦的古诗《击壤歌》，被清代的沈德潜评为中国诗歌之始。诗歌明白如话，描写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下一个农民的生活——他可以自己凿井，自己耕田，当然也就自己种菜、饲养禽畜，所以最后自豪地反问了一句：帝王的力量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