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将控制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国的内政也将被日本所操纵。消息传来，“国耻“的呼声响遍全国。在中日谈判期间，最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为海外留学生所发动。2月，留日学生宣布集体离开日本回国，而在美的部分学生则成立国防会，强调国防的重要。国内表达爱国反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抵制日货。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开始抵制日货，从此抵制外货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交涉，能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获得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有意识地向北京的新闻界透露中日谈判的内容，经过报界的传播，全民性的爱国高潮兴起，社会各界对袁政府的认知果然也大为加深。直至中日签定“民四条约“，这一局面方彻底改变。这种借外力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采用，几乎屡试不爽。

如果说1915年“二十一条“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十三人，逮捕五十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条件下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废约“，向以民众广泛参与反帝运动的激进方式转变。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