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性问题，他们希望建成对国家、集体的认同，同时又促成国家保障、维护个人的权利。梁启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亚时，就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严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评。

他说：“中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而西方每个人都有主权，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虽然梁启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点，因为他没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亚在1900年后，确实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梁启超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的先声，他比胡适、陈独秀早了十几年，把“国家、民族、个人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进入20世纪后，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以愚昧对抗文明的方式已被中国主流意识完全抛弃，而“全盘西化“更多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假设，不具实际可操作性，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绝无可能一刀斩断与历史相连的脐带，简单地模仿西方样式，这样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实上几乎完全是在外来政治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议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制度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它们都不是真正起源于本土。“[2]在中外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国融入世界毕竟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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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774页。

[2]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115页。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私＝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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