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十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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