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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不受左翼风潮的影响？

40年代是左翼思潮风行全国的时期，左翼思潮的温床有两处，一是学校，二是左翼文学。

学校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最令国民党当局哭笑不得。抗战军兴，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培育未来建国人才，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将沿海地区教育单位内迁。国府对战时教育十分重视，1937年后，全国有208个教育单位、万名教职员、30万学生内迁。政府为学生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不收费用，还以贷款的方式维持学生的生活，但学生对政府的意见还是很大，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

作者的中学阶段是在抗战期间流亡中学渡过的，他所就读的国立二十二中学，由李仙洲创办，随战局的变化，从安徽的阜阳迁至陕南的汉阴，老师多是谦和好儒之人，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说，如果不是离开了山东，他本人很难不受山东共产党的影响，山东地富子弟背弃家庭，参加中共者很多。齐邦媛也是受了老师影响，她发现被左派学生指责的人，有些是她父亲的朋友，她都有所接触，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是爱国者，于是她和左派学生就逐渐拉开了距离，也不去读书会听左派学生的高谈阔论，这就引起了左派学生的愤怒，左派学生的反应是加大对她的孤立和打击，这就使她更远离了左派。

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潮举世滔滔，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青年普遍热爱，各地都有中共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读书会“，但是王鼎钧不喜欢鲁迅的“气性“，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觉得他们“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不能陶情冶性“，只能“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虽然热爱文学，却排拒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这在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是罕见的。

对于当时不断发生的学潮和学生游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年代，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学潮，王鼎钧的看法则属于少数派。他说对学潮，能理解，但不能支持，作者感伤自己失学，认为那些学生不珍惜学习机会实在可惜。他给报社投书说，求学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

作者对时局转折之际的很多社会现象都有看法，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持双重标准。他说，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产党军队受挫，国民党军队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求和（王书：95页）。但当李宗仁向共产党求和时，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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