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出现另一种历史书写，那就是大规模的个人自传的书写，只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首先，它是用于领导审查干部或个人之用；其次，它不会公众化，不进入公众阅读领域。前几年出版的郭小川的《检讨书》等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认识定势：历史是官家所写，这特别体现在一些大项目的通史和断代史的写作上。历史也可由个人所写，但要体现官家的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历史读物的一个生产、出版、推广、评价的系统化体系，再加上官办的史学会和省社联一类的机构，有几个大佬分兵把守，项目之获得、评奖，都与作者的利益挂钩，形成一个产业链。这就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写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许多被评奖的官史的学术价值很低，还是余英时先生说得对：“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民间书写的兴起有其大背景：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文革“后读书界对“假大空“的厌恶；对外开放，域外读物的引进带来的刺激；社会空间的扩大，市场化……都是对长达几十年的一元体制下的国家化历史写作的反弹。

然而，社会上对民间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历史，是有疑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问，历史是什么？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也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和其他人往往强调历史事实不同，克氏认为只有被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是历史。为什么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这必定有选择，换言之，即如葛剑雄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他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说到民间的书写，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史家的文字，也有的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多为回忆性作品，主观性强，当然没有大量的注释，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其次，历史由谁来写？学院内的人可以写，民间的人能否写？而且学院内的人是否就一定要以官家意志来写？何为“民间“？是不是学院之外的，都是民间？依我看，区分官史和民间的历史，就是看有无民间的视角和民间的价值取向：

1.官史都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是运用宏大话语来阐述历史规律，在这种角度下，人民是附带和附属的，不是被观察、被研究的中心。民间的取向就是跳出这个框框，去“自我论证化“，但还是继承“鉴往知来“的中国优秀的良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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