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视角有别于以往研究单纯集体化考察的视角。他抓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把集体化运动置放于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加以认识和解释。

毛发动集体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此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从中南海到每一个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国家对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完全控制，实现了经济组织与政权单位的合一。

这就是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1949年，毛说要使广大农民完全服从国家，农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了，号召阶级全面专政的那个社会状态（建立全面的国家控制）。事实上，这种农村中的新状态在1960年也曾实行过，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周晓虹论文的这个视角极为重要，打开了过去研究忽视的空间。

集体化的动力问题。过去的研究都是顺着毛的言说，就是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至于农民的另一种积极性：小生产的积极性，则说得很少，而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周晓虹提到，后一种才是事实。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贫下中农入社是希望“揩油“，合伙开饭，吃大户。这点从毛的话中也可印证，毛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如何使他们自觉自愿入社？那就要发挥政治优势了，这就是两手都要抓：

1.政治压力：突出阶级成分的划分，坚持阶级分层。1953年分为下中农、中中农（1955—1956），此举具有极大震慑力。坚持现实中的动态阶级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后入社的顺序实现政治身份的差别。对地富和落后分子，实行管制、批斗、“攻碉堡“等斗争手段。

2.制度推进：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切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3.政策的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顾，三管齐下，贫下中农吵着闹着要入社，富裕中农也争着要入社。

用周的论文观点表述，就是：用经济性资源的调控，社会资源的调控，来实现入社动员。

“关于党和国家的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能理解周教授为什么用这个词语。我认为，周教授的措辞是可以成立的。

党和国家的动员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借助于两翼，即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方式就是在权力网络中搞运动。所以，我们称之为“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关于宣传的作用，周晓虹提到几个环节：

1.树典型，开现场会（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开现场会，1958年更是如此）；

2.“攻碉堡“（和“对立面的斗争“）；

3.摆远景。

事实就是这样，即在1958年农村有线广播建立之前也是这样。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一以贯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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