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在深圳和澳门举行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中国美术批评的转向“研讨会，专门请我去参加，要我谈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看法。

今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浸会——清华大学第六次研讨会，主题是“转型中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他们请孙立平和我做大会主题发言，孙立平讲现在，我从历史学的角度谈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在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等领域，引入西方概念成为趋势，但应“润物细无声“，而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某些研究那样食洋不化。学历史与学社科理论不一样的，后现代，理论先行，有些美国学者也不认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恺教授就极不以为然。所以要有学术的自主性，不要随西人而舞，心中无定力，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3.西人或海外在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种叙述框架：

（1）极权主义叙述

（2）“伟大的中国革命“叙述——“革命民族主义“

（3）“全能主义“叙述——“国家与社会“

（4）“新左“叙述

（5）“历史延续性“叙述——“传统帝制复辟“叙述

除了“极权主义“和“新左“的叙述，都不是完整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而基本上是一种分析视角，是一种碎片化的融入。特别到90年代后，几种叙述有综合化的趋向，这很可以理解：中国之复杂，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就可穷尽解释的。

4.历史学是人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大的数据调查的要求，要有统计，要有可供验证的条件，也要验证，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论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细致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学是方法学的重镇，十分之四的诺奖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历史学所面对现象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所谓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完全认识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一切现象，我更不同意学好了史学方法就可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家。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就是以研究方法为志业，但一辈子也没写出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我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也不准确。真正优秀的历史研究不是那种满纸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叙述。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理解，这不是读几本方法论的书籍就能解决的。运用西洋理论，最后还是要落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两者有结合得好的，也有结合得不好的。

结合得好的：余英时的家国情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识，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没有那种体悟，学余英时是学不来的；许倬云，他有西方的东西，但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他写的《万古江河》，没有格局的人是写不出的；张灏，精细的剖析，“幽暗意识“的发掘；唐德刚，丰富的历史感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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