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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