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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述说，有人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水浒传》中武大郎所经营的就是炊饼）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罗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护引行院“习惯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此等风俗可爱！“

从宋人对身边社会生活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的商业城市，信任、帮衬陌生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爱的风俗“，人们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

福山对宋代城市的这一习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断言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不过他将“信任“定义为“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则大有道理。所谓“共享规范“，既包含了人为订立的契约、法律，更重要的成分其实是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体系。我们可能不知道风俗如何形成又为什么形成，但习俗之下的人们都知道，只要遵循传统的风俗，便可以达成稳定的预期。

福山又认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一个民族的“自发社交性“密切相关。对于缺乏“自发社交性“的民族来说，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福山显然觉得中国人的“自发社交性“十分匮乏，只能建设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但福山在这一点上也看走眼了。如果他有机会在十二三世纪访问中国，他一定会发现宋人的结社，丰富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宋代的民间结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营利性的商业部门，即工商团体，宋人一般称为“行“、“团行“；一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宋人一般称为“社“、“社会“。

宋朝的团行，“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梦粱录》）这是置立团行的初衷：应付政府采购。但团行成立之后，则获得了约束本行商人、维护市场秩序、同行互济互助的行业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团行非常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时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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