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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对君权边界的遵守。仁宗朝出现的社会繁华，正如前引《北窗炙录》的故事所隐喻：乃是得益于仁宗所代表的皇权甘受“冷落“的退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这位君主逝世之后会得到举国悼念、“远近皆哭“。

“公论，国之元气也“

今人以为古时帝王凛然不容侵犯，其实在清代之前，士大夫当面抨击皇帝的事例，可谓是史不绝书。<a href=https://..vip/Tags_Nan/ target=_blank>明朝</a>的政治苛严，士大夫冒犯龙颜，有被廷杖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明代士风高昂，士大夫冒死上书者，前赴后继，显得很悲壮。宋代则“以仁厚立国“，视公议为“国之元气“，优容士论，认为“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两宋三百余年，除了一二特例，少有因为言事而被羞辱、杀戮者，顶多只是贬黜，因而朝野议论尤盛。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九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然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

苏辙称宋仁宗“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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