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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的诽谤罪与现代的定义大不相同，现代法学一般将诽谤罪界定为对私人的人格诋毁，是一项自诉罪；古代的诽谤则指对君主、官员以及朝政表达不满与非议，是公诉罪。换言之，一些在现代社会显然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行为，如评论政府，在古代特别是秦制下则被当成“诽谤“，加以治罪。到汉代时，文帝曾经下诏废止“诽谤法“，宣告“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使有人因为不满官府而诅咒了皇帝，也宽容待之。但从后来的历史看，诽谤罪很快又死灰复燃了，汉武帝时，竟闹出以“腹诽“陷人死罪的荒唐事来。

又过了几百年，隋朝的文帝又一次降敕终止诽谤罪：“诽谤之罪，勿复以闻“。自此之后，不管是《唐律疏议》，还是《宋刑统》，都不再保留“诽谤罪“，因此也可以说，“诽谤罪“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但请注意，我说的是“形式上废除“，因为在实际上，历代王朝以“谤讪朝政“为由入罪于人的案子可谓层出无穷。如明代的仁宗皇帝曾对大臣说：“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明仁宗虽反对以诽谤入罪，不过他的话也透露了一个事实：当时因为谤政而“身家破灭“者恐非少数。清代的乾隆一朝，更是大兴“文字狱“，无数人因谤及“朕躬“、“圣朝“、“圣贤“而被杀头乃至灭门！

相比之下，宋朝的舆论环境在历朝中应该是最为宽松的，时政得失，士民皆得议论，通常朝廷并不禁止。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能容忍尖锐的批评，比如王安石集团掌权时，就很讨厌士民议政，认为朝野的议论纷纭，是惑乱民心，干扰了变法大业，所以必须严加镇压。于是我们看到，在应对所谓的“诽谤“时，宋朝官府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来看两个例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派当政，为打压异议，替变法扫清障碍，他们“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许多人都因为对新法表示过不满的意思而被捕入狱。新党此举，让旧党领袖司马光大为震怒，他上书朝廷，质问宋神宗：“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子产执政，不毁乡校，何今之执政，异于古之执政乎？“

后宋神宗逝世，宋哲宗冲龄继位，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召司马光归朝执政，问计司马光：新政以何者为先？司马光说，“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最要紧的事情乃是广开言路，应该在京城及各州出榜晓示求言，“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京城的士民可投书于鼓院，州县的士民则投书于州政府，任何官员“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阻挠士民进言。宋哲宗“从之“。这才有了后来的“元祐之治“。

再说回宋神宗元丰年间，旧党阵营中有一个叫做许将的龙图阁待制，到郓州任太守。郓州这地方，大概因为以前的官员施政不得人心，当地的公共知识分子养成了聚在一起非议官政的习惯，“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不过许将对此并不干涉，而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职，有冤理冤，有灾赈灾，施以宽仁之政，最后“民无一人犯法，三圄皆空“，郓州士子“聚肆以谤官政“的风气，也慢慢地改变了。

司马光对新党禁锢言论的谴责，以及许将治郓的实践，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待“谤政“的方法论：他们固然没有像今人一样从“权利“的角度，提出批评政府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主张，但他们却从“义务“的角度，对政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反过来，如果庶民有议，则意味着政府的施政有了阙失。根据这样的道理，他们要求主政者，面对民间的谤政，应当躬身自问，反省过失，以求重获民众的认同；而不是粗暴地禁止庶民谤政。这便是儒家政治学的逻辑。其实在政治学中，权利与义务是互见的关系，从“权利本位“赋权于民，与从“义务本位“求责于官，显然是殊途同归的。

传统士大夫这种看待诽谤的政治学逻辑，在宋孝宗与执政大臣的一次对话中，有很清晰的呈现。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孝宗宴请几位宰执大臣。宴席上，孝宗说：“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况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何必更言清议？“在这里，孝宗表达了对朝中“清议“现象的担忧，因为在皇帝看来，“清议“常常跟“朋党“勾连在一起，是基于派系利益而非出自公心的政治攻讦。当然以现代政治学目光来看，基于政治派系的“清议“，也是可以发展出竞争性的党际监督的，不过我们大可不必苛责900年前的君主，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宋孝宗虽然不愿意看到“清议“的出现，却也认为朝政“或是或非，自有公议“，“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即承认朝廷之施政，应当接受公议包括民间谤政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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