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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还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衬自己遭遇的人情凉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钜万，复有入己。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所补多矣。“这里说的是滕宗谅滥用“公用钱“的事情。

滕宗谅，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阳楼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还给他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千古传诵。滕子京为人豪爽、好客，他知泾州时，“费公钱16万贯“，除了用于宴乐，还“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公钱“即我们前面说到的“公用钱“，是财政拨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别费，“用尽续给，不限年月“，但长官也不能乱花这笔钱，需用于公务接待，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

滕子京并没有以公用钱中饱私囊。平心说，滕子京也不是贪官，《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但他涉嫌“挪用公款“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弹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盗用公用钱“。时为庆历三年（1043年），“苏舜钦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调查，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竟然将冒领“公用费“的账簿烧掉了。看来确实够讲哥们义气。

如何处置这案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宰相杜衍主张严查，“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则“力救之“，说：“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辩护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过，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认为这个处理太轻了，“论奏不已“，甚至以辞官相挟：如果不严加处罚，我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滕子京“复徙岳州“，即贬到荆楚南蛮之处。岳阳楼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无独有偶，苏舜钦被罢官后，也在苏州修建了一座沧浪亭，并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沧浪亭记》。

苏舜钦在致友人书信中提起这件旧事，可能是觉得自己与滕子京同病相怜，也可能是借此埋怨范仲淹与杜衍没有对他施之援手。他对欧阳修说，“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言语中似乎有些怨气。

如果在官官相护的政治生态中，苏舜钦这点屁事完全不至于丢官，甚至连被调查的风险也不会有，要知道苏舜钦并非没有后台，而是后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宋人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范仲淹虽保护过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饶，逼着皇帝将滕子京贬到南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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