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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生产与秩序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时间的赈济之后，便进入荒政的第二阶段了，包括“倚阁“，即对受灾民众暂缓征税，今年的赋税暂停了，合并到明年；“免役“，即免去灾民的服役义务；“蠲免“，将灾民应征的赋税以及拖欠官府的贷款干脆免除了。宋朝的税率较高，但国家提供的社会救济也最为完备，有点“左翼国家“的色彩；宋朝也经常蠲免赋税，宋人说，“宋以仁立国，蠲租已责之事视前代尤为过之，而中兴后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盗贼、逃移、倚阁钱谷，则以诏旨径直蠲除，无岁无之，殆不胜书“；“宽禁捕“，对灾民因为饥饿、情急而做出的一些轻罪行为，比如盗抢食物、出于表达不满的过激举动等，给予宽免刑罚；“停作乐“，官方停止娱乐活动，如北宋皇佑元年春，宋仁宗“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停作乐“。灾荒严重时，皇帝还要下诏罪己，以示承担政治责任。

这些赈灾政策组合，基本上都在传统荒政范围内。宋代比较有现代气息的赈灾模式，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崛起，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市场机制赈济灾民，这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北宋名臣范仲淹与赵抃。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佣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举兴建“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监察系统的注意，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也说明当时的监察系统反应灵敏、运作正常，如果无人出来弹劾，那才不正常）。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从而惠及民生。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致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赞扬说，此皆“先生之美泽也“。

二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粮价，皆在“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却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太守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说：“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的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政府权力的“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然，赵抃的赈灾方式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也应归功于宋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粮市场网络。宋人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臣尝细察其故矣。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清明上河图》就画了多条停泊在汴河上的漕船，那都是从南方运粮前来京师的。这些漕船看起来不像是官船（因为不见官兵押运），而是私人船只，可见当时民间市场化的漕运是相当发达的。

二十五年前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已经巧妙地运用了“看不见的手“，当时杭州米价升至120文每斗，范仲淹贴出榜文，称以每斗180文收购粮食，“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而是越来越多的宋人都已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増米价“，“本欲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侩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事办出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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