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显表现在新兴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那里，而非表现于别的事情。但何其不幸，这进程却迭遭两次隔碍。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满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于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积重难返、窳败不堪、千疮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顶上，内忧与外患，都是一触即发；最终而言，明朝无论亡于李自成还是亡于满清，都应该说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则是从历史大方向来看，内乱和外侵同样扰乱了中国的脚步；彼时中国，黄宗羲以“天崩地解”[26]称之，大怀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虏”“寇”之乱非但不处于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铩羽折翅、鱼池水干，恰似黎明前本来极黑暗之际，地平线一缕曙光微微露出却倏忽消失，转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当我偶然见到“黑洞”一词的解释——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逸——当即想到，这简直就是明末的中国。

中国就此与可能的重大变革失诸交臂，令人怅惘。不过，此亦为历史所常有。对于历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义，有人待以不可知论，恐怕各有偏至。总的来说，笔者不怀疑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体一时一地之事看，历史恐怕确实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讲的那样富于规则、有规律可循，相反，种种的偶然、难以捉摸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末这段历史，便属于后者。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过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东渐、由外铄我的途径，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国之论。诸如此类，非破不可；一因它们有碍我们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追求，二来也全非历史事实。对这种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会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而由于满清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换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种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故而，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虽然总的来说，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运气”层面接受考验。我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不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单，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时，历史兴废不由人意，我们只有仰而受之，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不可以不知其来历，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错过它的教益。中国人说，往时难谏、来日可追；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往鉴今，是历史对我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历史包含各种人力难及的启迪，许多问题，我们穷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许仍不能破解，到历史中却能<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轻松</a>找到答案。这就是历史的宝贵，是它值得我们热诚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识上，人类有诸多学习的途径，或者说，有许多师法的对象；在我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其中最好的两位老师，因为它们从不说谎，也几乎不会用虚离矫伪的义理误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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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云眉选注《鲒埼亭集文集选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页。

[4]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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