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书生气重，不懂务实。讲原则、守信念，本是知识分子的正派作风，韩愈说：“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饿死而不顾”，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多明代正直官员，都极重名节，鄙视滑头油脑。不过，书生气太重有时会变成硁执和狭隘，对小节斤斤计较，反而置大局于不察。关于“定策”这件事即如此。尽管有许多陈年旧账，尽管朱由崧浑身毛病，但当时情势下，这些均非大局。大局是什么？一言蔽之：按照伦序，福王当立。正如路振飞告诫的：“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39]这个大局不坚持、不把握，就授人以柄，反被对手抢去先机。只要这步棋走正，别事均可另图；反之，这步棋没走对，则满盘被动。在这一点上，史可法犹豫不决是很大的失误，他应该把福王的道德缺失抛诸脑后，当机立断，力排众议，立即迎福王于淮上。

很多年后，黄宗羲反思此事，曾这样批评史可法：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40]

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气蓬勃，很能体现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维。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张若想付诸实践，并不现实，毕竟还是君主体制，只能在现存伦理话语内说事、处理问题。黄宗羲的建议，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为内心处在所愿与不能的夹缝中，既不甘心拥戴福王，又深知这样做的难度。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史可法作为当局者所想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黄宗羲岂能尽知？可惜的是，尽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体会到了，却陷入哈姆莱特式迟疑，让那个马士英捷足先登。

九

关于马士英拥立福王，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各家叙说多有不同。计六奇说：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41]

这是最强硬、最决绝的一幅图景，“必欲立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至以武力相威胁。顾炎武同样提到福王之立有军事为后盾：时士英握兵权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42]

其他讲述，却包含让人意想不到的情节。最奇特的是《弘光实录钞》所记：第一，抓住时机、抢“定策”之功的主意，来自阮大铖，是他“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使事出己而后可以为功”。第二，三人密议的结果，并非径以福王为目标，而是由阮大铖派手下一个叫杨文骢的赶往淮安，“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骢入见，启以士英援立之意。[43]

计六奇记录了一种说法，也称马士英最初奔潞王而来：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发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兵护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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