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其文，难觅以“北虏”为仇为敌之声。今人面此，不免失望的同时而以为古人不知“爱国”。非也，古人不是不爱国，只是爱国在他们，与我们不属同一语义。他们的爱国，归结于爱君；爱君即爱国，君仇即国仇。所以，“以灭贼之日，为释服之期”，“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在明代中国人，这便是最高的爱国。由此我们也提醒自己，到古人那里发掘爱国精神资源，要格外当心这种歧义，否则，很难不有所误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朱由崧《登极诏》这一表明朝廷方针的重要文件里，我们只见以“灭寇”为使命，不见“驱虏”之类字样。所谓“三灵共愤，万姓同仇。朕凉德弗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20]那个“馘”字，仅指李闯。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1644年，明朝认为国家危难仅为内部“匪乱”，而非外族“入侵”。现代人接触这种情形，很难不产生反感；由于反感，又很难不在对明末的读解中，掺杂现实的联想。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联想，重解重写《桃花扇》的。比如，把弘光朝只谈镇压农民军不谈抗击满清，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勾连；或，用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等现代情感价值，套论弘光间的人和事。这是从批判的角度，还有相反的，从歌颂角度混淆古今。我就读过某《南明史》，谈及永历时明军与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合作，盛赞为基于民族大义同舟共济，殊不知那是经过乙酉之变，明之大敌业以满清为首要的缘故；和弘光间计划与满清联手打击李闯一样，这也是时势所致，没有什么现代意识形态可挖。

五

从伦理和心理上对甲申国变后的形势有所疏解后，我们转而具体考察明朝的对清政策。

自形势紧迫论，特别是从后果论（仅隔一年，南都沦陷），明朝在满清问题上，表现出令人不解的迟钝与迟缓。这固然与史可法督师扬州、离开中枢，南京早早失去主心骨，马士英等人贪渎无为有关，却也符合先前所讲弘光朝对满清所抱的不敌、不仇、不急的总体态度。

换成今天，会在第一时间认真研究对清政策。而在史料中，起初却找不到这类记录。弘光朝就对清政策的正式会商，居然还要等上将近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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