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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票，是辅臣代皇帝草拟的旨意。马士英利用票拟权，以朱由崧名义，允许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晋见。

这显然是权奸才干得出的事，但马士英无所谓。朱由崧明知这道旨意并不出于自己，却并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见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赘言，他的帝位拜马士英所赐，那个将要接见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见后，关于起用阮氏，高弘图未表反对，但认为须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议”，这样，“大铖出亦自光明”。马士英哪会上这个当！

士英曰：“满朝大半东林，一会议，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岂臣曾受大铖贿耶？望陛下独断。”[59]

如今国人多以为古代皇帝权大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实际并非如此。帝制中国，尤其在明代，法度颇严；至少就制度层面说，皇帝面临诸多限制，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许还不及后世。比如任用官员，明代严格规定权在吏部，吏部负责铨选，必要时经群臣公议，绝对不可以“出于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一个重大原则，虽然也屡有破坏，但只要发生这种事情，总会引起朝臣强烈抗议。马士英“望陛下独断”一语，公然违反国家制度。它只在两种情况下会变成现实，要么赶上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要么赶上一个身不由己、懦弱无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属于后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朱由崧在马士英面前直不起腰来，只能默认后者之所为。

然而，阮大铖恢复冠带之后，马士英却没有进一步行动，实质性地解决他的职位。直接或者表面上的原因，是“举朝大骇”，一片反对之声。朱由崧接见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后十多天，抨击阮大铖的奏章接连不断，而辅臣高弘图等纷纷乞休。[60]李清则提供了这种说法：“时马辅士英谓大铖冠带已复，且因荐丛议，意稍懈。”[61]似乎在马士英看来，为阮大铖争取到恢复冠带的待遇，已经算对得起他，加上反弹如此强烈，马士英也觉得犯不上为了阮大铖树敌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然而，在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况下，忽传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时间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2]。李清揭秘说：内传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从安远侯柳祚昌言也……说者谓李司礼承芳发南都时，因失势无与交者，独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传升，实系承芳，士英不知也，颇惭恨。[63]

这阮大铖真是厉害，无须马士英，他照样搞到“中旨”。一位侯爵为他提案，司礼监太监则帮他讨得旨意，人脉遍于内外；这也有力证明，避难南京以来他对打通关节所下的苦功，复社的警觉绝非无中生有。

而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与阮大铖之间，并非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这一点，对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东林—复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谈不上加以把握、从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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