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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午笔记》载有顾杲为哥哥投降事，而写给哥哥的一封信。头一句就提到，早先曾收到顾棻于城危时寄回的家书，里面“以死自誓”。顾杲说当时睹此语，“弟既痛楚，旋复痛快。盖悲兄之死，而幸国家有忠臣、先人有肖子。”然而，“不图今日乃至于斯也！”他批评哥哥：生死之际，虽难顾天地之惨何似，况骂贼求死，不过一启口之易耳。城破苟免，一误也。被执苟免，二误也。入京而又苟免，三误也……至于名伪籍，其玷已甚，不可复云误矣。[108]

所论头头是道：先有“三误”，及拜“伪职”，则“其玷已甚”，不再是“误”了。这样一种经过，适用于降附者中的大多数，除开少数削尖脑袋的干进之徒。

其实，很多人在投降前，最初都和顾棻一样有赴死之志，或表现得并不怕死。例如明末百科全书式通才、“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闻变，走出……潜走禄米仓后夹衖，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四处找寻的家人找到，逼着他去闯军处报到（“家人惧祸，已代为报名矣”），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归附了闯军。[109]再如庶吉士张家玉，“贼怒，缚柱上欲刳之，颜色不变，异而释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110]他是因孝而降，没有满足朱熹的愿望，将与父母的“天理自然”给忠君的“义务”让道，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担当的人。几年后，他在东莞抗清，“矢尽炮裂，欲战无具”，“自投野塘死”。[111]

归结起来，绝大多数投降者或未能一死了之者，无非只因心中“私”字一闪念。我们现在管这种情形叫“人性”。比如眷恋生命，比如懦弱，比如犹疑，比如不忍连累家人……哪怕像龚鼎孳那样，“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些，本来都属于正常人性，不高大，但也谈不上可耻。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允许而且应该拥有一点自我的空间，在重大的关头可以替自己做些考虑。在美国，哪怕是干了坏事的犯罪嫌疑人，法律也承认他有权首先保护自我而“保持沉默”。而我们的“传统道德”，不会给个人这种空间。因为我们要求的“忠”，基于人身依附及占有，是个人无条件、无保留地对“所有者”（君主、国家等）的服从和献出。糟糕的是，这种要求还完全以“正义”面目出现。

九

以上，是甲申之变亦即北京城陷后的投降情形。等到翌年乙酉之变亦即南京城陷时，又有一次，文豪钱谦益便是领衔者之一。这先后两次投降高潮，对象不同。北京之降，降于本国暴动者；南京则降于异国入侵军。在今人眼里，后者严重性大概远远超过前者。明人未必这么看，未必认为投降李闯的罪过，比投降满清要轻。这也是古代伦理的独特处。盛传慈禧说过一句话：“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历来作为她是卖国贼的证据，其实这种思维在旧伦理中极其自然，我们倘若吃透了“忠”的各层面关系与含义，即知必然如此，与爱国或卖国反而没什么联系，比如“样板戏”里有台词：“三爷最恨被共军逮着过的人！”心理与慈禧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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