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排除一种误会，以为私田是刚出现的全新事物。《诗经》中，有一篇据信为西周时的《大田》这样吟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14]

里面那个“私”，便指的是与公田相对的私田。诗人祈祷，下雨的时候，公田旁边的私田也能沾上光；还说，公田收成不佳，自家私田也好不了，公田如果丰收，自家私田也能盈盈有余，颇写出那时私田的弱小，以及拥有者惴惴不安的内心。

关于公田与私田的关系和格局，《孟子》有段著名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5]

它遭到胡适强烈质疑，认为是孟子杜撰的。这怀疑有一定道理，毕竟除了孟子的描绘，再无旁证。所谓中间一百亩公田、四周有八百亩私田围绕之，这图景也太过规正，不近自然，倒很像人脑刻意的想象。不过，孟子可能想象了一幅井田的图画，而公田、私田并存这一点却未必出于他的想象，至少《大田》一诗证明私田是存在的。而且作为合理推论，古代地广人稀，总会有新开垦的土地，统治也远没严密到后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假如新的耕地开垦以后并未都纳入“公家”账面，有些被悄悄隐瞒下来，完全可能。

如果私田开发愈来愈多，慢慢地，普天之下就不一定“莫非王土”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迹象，同时与此相伴的，显然还有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技术的进化。实际上，私田力量渐渐能与公田相颉颃，是财富结构偏离王权中心的开端，势必触发制度上的嬗替。大量逸于王权治外甚至不为其所知的私田，在诸侯领主眼皮子底下涌现着，等发展到相当规模，很难不引起垂涎，令他们打起从中抽利的算盘。对诸侯领主来说，最大诱惑在于私田不在“贡赋”之内，抽取之利不必归诸王室，而可尽入自家囊中。这就是为什么从私田所抽之利，要重新立一个名目，不称“赋”而称“税”——赋乃“王事”，税却是诸侯所为。孔颖达疏曰：又孟子对滕文公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郑玄《周礼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国亦异外内之法”。则郑玄以为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十一使自赋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为二十而税二。[16]

其中提到“国中”、“野”，“郊内”、“郊外”，应该分别对应着编造在册、封国领地既定的公田，以及新开垦且未计入“王土”亩数的私田。公田旧赋十取其一，照收不变；而从“郊外”私田这部分，“九而助一”，另收一份由邦国笑纳——两者相加，“是为二十而税二”。就是说，现在诸侯领主和王室一样，也有一份单独的收入。可以预见，由于私田发展前景远超公田（前者蕃衍不息，后者却保持不变），诸侯领主及其社会基础土地私有者的财富、权力，必将盖过王权。

简单归纳一下，“赋”是王权中心或古代“公”有制的产物，“税”则是王纲解纽并向私有制时代过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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