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即明末有名的“三大征”。《明史》为之算了一笔总账：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44]

而崇祯时的评论家则说：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45]

总之，崇祯十二年以后，每年三饷总和已与国家财政年度收入相埒。未有三饷前，人均年纳税银零点三三两，至此人均达七两以上。由此乃知黄宗羲“尽输于官，然且不足”言之不虚。

明代五十两大银锭。

刻有“衡州府衡山县征”、“万历卅四年十二月”等字样。万历皇帝爱财如命，搜刮最狠，直到临死前三年，每年都“加天下田赋”，余如矿税、织造等项不一而足。明十三陵，以其定陵最阔气，形象说明了他敛财的能力。

弘光通宝。

尽管弘光朝为时不过一年，却还是铸造发行了自己的新钱（年号钱）。如现代印钞一样，铸钱也是财政手段，“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可以起到敛财作用。

三饷所征，据说是用来对付外族侵略和内部反叛的。他们一是来自苦寒之地的原始部族，一是饥寒交迫的乌合之众，而堂堂明帝国既以倾国之力欲予摆平，理应轻松使之化为齑粉。然而十几<a href=https:///tuijian/nianxiagong/ target=_blank>年下</a>来，数亿银两似乎全部打了水漂，“虏”既未却，“寇”亦未平，这是怎么回事？尤不可思议的是，熬尽民脂，加征如此巨款，朝廷竟仍然无钱可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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