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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所颁即位诏书又有几条关于减税降赋的内容。如，民间交易（买卖田产、房产等），“先年税契不过每两二分三分，今已加至五分”，现规定“每两止取旧额三分”；如，朝廷鼓励开垦屯种，但官吏往往“新垦未熟而催科迫之”，致使民间全无积极性，现规定凡新垦之地都待“三年成熟后”再征其赋，且“永减一半”。[99]

两份诏书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不必理会。以弘光朝的情形，且不说它是否真的准备做到，客观讲，也很难或不可能做到。但透过所列举的那些拟予纠正、拗救的现象，我们对明朝末年的赋税有了更多细节性认识。在这些细节面前，我们觉得“赋税沉重”这样一句话，现在是那样不痛不痒、苍白无力；我们甚至觉得那无法再称为“赋税”，而根本就是洗劫和强夺。

为此，引证一个材料。崇祯十六年（1643），有无知生员名蒋臣者，于召对时建议：“钞法可行，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三千万两。”什么意思？就是大量印钞。身为国家财政高官的户部侍郎王鳌永，也罔顾常识地附议：“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派二千余万，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除免加派外，每省发百万贯，以佐各官养廉之需。”因缺饷而抓狂的崇祯皇帝，对这种胡言乱语，居然立即采纳施行。“乃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而一贯拟鬻一金，无肯应者，京商骚然，卷箧而去。”[100]

这样的国家，倘若还能维持下去，才是咄咄怪事。

九

所以，南京政权所幻想的延其国祚，根本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谈贤愚正邪，也不谈君是否明君、臣是否能吏，在弘光朝，这些其实是伪命题。都说“事在人为”，诚有是言，然而当国家信誉彻底透支的时候，这句话只能改作“事不可为”。《明季北略》记：崇祯末年，在京者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矣。[101]

并评论道：“当时政敝民玩如此，申酉之变，不察可烛。”“玩民”在先，于是“民玩”随后。国家对人民极尽刻薄，人民对国家也就毫无眷恋。所谓“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是因为相信未来更好，只是知道没法比现实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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