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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敝乡”，是河北曲周县。从所述中，我们见该地人民盼闯军之切，从“编歌捏谣，伫望贼来”，到“相率迎贼”，宛然如绘。相反的，亦能想见明王朝怎样尽失民心。言及此，路振飞用了“愤郁”一词，既生气又郁闷，有羞于提及之感。在他看来，一是因为民“愚”，二是闯军“实行假仁假义”。然而，如果假仁假义都能博民欢心，岂不说明朝廷连假仁假义也没有么？
曲周民众的表现，在北方应该很有代表性。我迄今所阅史料，未见北方诸省民众主动抵抗闯军的记录。无论《保定城守纪略》、《榆林城守纪略》，都没有民众的身影。《守汴日志》中有，但要么为官府胁迫：“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间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斩。”[17]要么以利诱之：“临时雇募壮丁，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虽日用数十人，不缺。”[18]此番开封围困，自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起，至翌年九月十八日止，“城中白骨山积，断发满地，路绝行人”[19]，最后靠掘黄河解围。
以上是北方的情形。然而，到了南方，或者说长江中下游一带，却有明显区别。
《甲申朝事小纪》有篇《桐城事纪》，叙述从崇祯八年到弘光元年这十年间，安徽桐城及其左近一些战乱的经过。到这一带横虐的，是张献忠。他从河南杀至淮北的凤、泗，之后继续南下。然而，一开始就不顺利。以往在北方，“所至皆用土著为向导，以故道路曲折，及虚实坚瑕，莫不尽知之，由此势如破竹。”这一贯的经验，在桐城一带居然不灵，当地百姓“无与贼通，城以故获全”。张献忠攻城不下，在城外劫掠一番，引兵西去。西山有位老太太，大概很能干，有些妇女事先齐集她家暂避。渐渐，“流贼”消息迫近，“诸妇女皆惧，啼泣不知所为”：妪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速走，毋啼泣为也！”因扶杖出，曰：“旦日当于某地觅我。”妪遂至路口。贼寻至，曰：“妪亦知此间有马牛女子乎？”妪曰：“知之。”贼曰：“导我往，不然，且杀。”妪乃前行，群贼随之。妪故纡回，引贼他往。凡数里，不前。贼趣之，妪骂曰：“死贼！吾晌者诳若，此间荒僻，非有马牛女子也。”贼怒，拔刀刺妪而去。当妪之诱贼去也，妪家妇女尽奔入深谷林薄，皆免。
转日，人们按老太太预先所说地点，果然找到她，初尚能言语，抬到家，就死了。在龙山，居民拆毁河桥，以阻农民军。张部捉得一男子，命其修桥，说：“修好免死。”男子回答：“我倒能活命，可大家却活不成了。”拒绝，被杀。在潜山，官军与张献忠大战，旷日持久，“军中食尽”，派人到集市上求援：“官兵围贼，贼且败矣。军中不暇作食，县人当速济之。”于是人家各炊熟米麦数百余车，募壮士强弓劲弩护入军中。军中既得饱食，而县人夜持火炬，鸣金鼓，出西门，取山径噪而前。贼疑救兵且至，遂解围去。[20]
张献忠在皖鄂之间东游西荡，来了走，走了又来，折腾七八年，始终得不到民众支持。上面几个故事，民众对张献忠是排拒的，斗智斗勇，对官军却搞“支前”活动，还用“麻雀战”骚扰张献忠——较诸李自成在北方所得民众的对待，真可谓天悬地殊。
南北民众立场形同冰炭，什么原因？不妨思考一番，我们俟后讨论。作为背景材料，这里先交代一下：桐城居深山，方百余里，在明清两代有“文献名邦”[21]之称。明季左光斗、方以智、光时亨，清初张廷玉（《明史》<a href=https:///tuijian/haomenzongcai/ target=_blank>总裁</a>）、戴名世（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事主）等名臣硕学，俱出该地；康、雍、乾间，桐城更以“三杰”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一代文薮。
五
是否意味着，南方民众拥护与爱戴朝廷呢？非也。朝政陋劣、官奸吏猾、师如虎狼，这些都是不分南北的。王朝种种弊窳，北方有的，南方一点也不少。如果北方民众满怀厌憎，南方民众也没任何理由感到喜欢。
我们借桐城一支官军，略觇其情，其为罗九武所部。由它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官军在残虐居民上，是怎样不让“流贼”。戊寅年（1638）十月，张献忠再围桐城，城内守军即罗九武部。到十二月，城中食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纵当此时，城内官军仍不中断“入人家劫掠”，“十百为群，横县中”。这时，典史张士节出面召集“少年数百”，说：“贼乱于外，兵乱于内，一县中如困汤火。今吾与若等溃围力战，或以是激励三军之士，而少纾贼祸。”他要率这几百青年，组成敢死队，出城杀敌，冀能以此激励官军士气，转变“贼乱于外，兵乱于内”态势。“少年皆从之，于是歃血祭纛，每夜出袭贼，断贼头，夺其马牛及其粮食”，颇为成功。不料，战罢回城，“皖兵辄要劫之于路，而谓所杀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复杀贼。”[22]后来，张献忠又引兵他去，桐城因解围，而这居然被罗九武引为己功，“自以城守功高，骄悍不可法度治，时时劫掠居民”。人民不堪，诉于地方官张亮。张亮是正派人，是非分明，“右民而左兵”，于是“兵皆怨，相谋作乱”。桐城的灯会很有传统，癸未年（1643）元宵节，罗九武假装好意，以“逆贼远遁”、“以示休息”，提议准许民众放灯，“固请之”，县官也就同意了。“居数日，军民皆送灯公堂，兵忽乱，驱民尽击之”。显然这是策划好的恶作剧，向县官当面示威，以报复后者胆敢向着百姓。这样，“桐人苦兵之扰也，纷纷渡江而南，张亮恐邑空虚难守，禁之不能止。”[23]罗九武并不因此稍敛，“自谓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随入两营者，不可胜计”。福王立于南京后，罗九武升了官，“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无忌。”乙酉年（1645）四月，左良玉东犯，“安庆戒严，罗九武等乘间遂掠仓库”；四月八日夜，罗九武在桐城“命其兵作乱，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乡焚掠。又数日，分兵入东乡、南乡、北乡焚掠。少妇幼女男子，被掳者凡五六千人，相号于道”。[24]直到清兵打下桐城，此害方除：“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释去”，“斩九武等于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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