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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此事与罗九武之在桐城有所不同。高杰部犯有众多暴行无疑，而扬州民众亦非单纯受害者。万元吉从南京前往扬州路上，“兵民构祸，寸步皆阻。扬州民尤甚”，“兵与民相杀，民又与兵相杀”。[47]史可法也提到，扬州百姓“日于河边草际取零兵而杀之，因是结衅愈深，竟不可解”。[48]

第四，郑元勋被害，凸显事件中民众并非“绝对无辜”。郑氏乃徽州歙县人，客居扬州，急公好义，勇于担当。他因与高杰曾有一面之交，此时挺身而出：“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乡人之难。”而单骑造杰。其时，情实不可测，家僮阻之，郑氏叱而坚往。至则果然说动高杰，高杰“敛兵五里外”，表示：扬州四周还有很多其他部队（“七大将士”），均因缺饷而挨饿，“岂独蒙恶声乎？遣骑询之，果吾兵，当尽诛以谢。他人非吾责也。”保证管好自己部下。郑元勋拿到高杰的保证书，“急走城上，集公府讼言之。或扣马止之，勿听。”人们先入为主，认定他是高杰同党，根本不听他说些什么，“露刃围之数重，顷刻刃起，遂及于难。”[49]事后，扬人亦悔郑氏之冤，而将其神化：“自后，扬人常夜见公于城上，峨冠绯袍，指挥而过，若天神然。”[50]

第五，高杰部先前在淮北的劣迹，经传闻而放大，扬州民众多少有耳食之嫌。彼此尚未谋面，成见已铸，势不两立。例如，五月初七扬州士绅王傅龙奏道：“东省（山东）附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51]这里面有事实，但未必尽属事实。所以，史可法关于扬州冲突总结了三条：“扬人惟利兵去，各兵惟愿驻扬，好事者遂造为不根之言。”扬州人坚决不肯驻军，各军偏偏又都愿驻于扬州——针尖麦芒，遂成胶着，而各种恐怖传闻则在当中起着催化发酵作用。

这一事件，粗看是非分明（官军荼毒民众），细看又有些含混。暴行仅出于高杰手下一部分将士，其统帅可能并不知情，有些暴行可能来自其他部队但账却都算在高杰部的头上，民众也有暴力表现且反应过激、拒绝调解，同时从高杰乃“奉旨”驻防角度言，扬人所为反而“不合法”。然而，是非在此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扬州冲突表明，人民对朝廷不信任、拒绝和抵制。实际上，这就是一次民间自发抵制朝廷的事件。

扬州人民明明知道高杰入扬州系有旨意，是朝廷正式决定，这一点，高杰本人应曾向城内明示，首辅史可法也一再加以证实。由此可见，民众所拒绝的不单是高杰，实际矛头最终针对朝廷。朝廷派高杰驻军，冠冕堂皇的说法当然是抵御虏寇、守护扬城，而民众的坚拒，无异乎否认这种可能性，无异乎公开指出朝廷及其军队根本不会保护民众。他们宁愿相信和依靠自己，自行担负守卫任务，也不愿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在他们眼里，如今朝廷之于虏寇实无分别。朝廷派去调查的兵部员外郎万元吉发回报告，称：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更近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52]

他的描述比较客观，双方各有责任。在军队一方，“素少纪律”是事实，是事态导火索；在民众一方，有旨不奉，亦属“乖张”。“一城之隔”四字，特别生动地揭示了彼此认识上的睽隔：城墙之内，“民以兵为贼”；城墙以外，“兵以民为叛”。中间只一道墙，立场竟如隔天渊，根本无解（“弗释”）。关于兵民敌对情绪，万元吉在另一奏疏中，分析荆襄（左良玉防地）、江北（“四镇”防地）两地前景时，指出：两处兵民积怒深怨，民必争迎贼以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恐将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趋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备单弱，何以当此。[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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