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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如截止于乙酉年五月,我们或许只能将原因归结于南人心态及秉性。到那时止,东南民众看上去只是一副忍气吞声、得过且过的样子,面对横征暴敛、侵夺搜刮乃至洗劫焚掠,敢怒不敢言。北方造反者明明已经创造了浓厚的反抗气氛,他们居然也不顺势而动,加入暴动洪流。这不是民风柔弱、胆小怕事,是什么?

然而,我们需要等候历史翻到下一页。

当清兵攻下南京,进而向东南腹地拓展时,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情形。这支关外铁骑,从占领北京到向冀、晋、陕、豫、鲁,亦即整个黄河中下游北中国的推进,很少面临抵抗。抵抗在此,主要看民间行为,而非正规武装力量。因为明朝官军势力已在“大顺”扫荡下,或逃或降,基本绝迹,如果发生抵抗,只能靠当地民众。然而,很少看到这种记录。素来认为剽悍、尚勇的北中国人,比较安静地接受了异族占领和统治,连推行种族歧视的“薙发”政策时,北方亦是波澜不惊。反而在南方,尤其普遍认为民风软弱的江浙一带,满清却遭遇殊死抵抗,其惨烈、壮阔,二千年来无匹。

读这段历史,让人困惑。同是中国人,为何南北两地对满清占领,反应悬殊?又为何身材孔武、性格亦更刚猛的北方民众帖然以从,而从体力到性格都偏弱的南人,反倒爆发了巨大抵抗能量?倘执着于民风论,对此或许永远想不通。我后来体会到,事情当在别的层面,与民风无关。换言之,我们不把满清在北方进展顺利,视为北方民众怯懦的结果;也不认为南人在抗清中的奋不顾身表现,可以将历来的南人柔弱、北人剽悍这种看法加以颠倒。一般来讲,北人勇鸷,南方民风偏软,是客观特点。明清代际南北民众的表现,所以各反其常态,并非民风有变,而是别有原委。

拆解答案之前,我们先对东南抗清情形,取得直观的了解。

南方的抵抗,不限于少数人或个别群体,而有上下一体、不分阶层的全民性。且极具恒心与韧性,前仆后继,几年内,江、浙、皖、闽四地均可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便于观察,我们挑选两个比较完整、集中的事件,了解其情形。

扬州陷落,是一大标志,就此宣告清兵南侵事态不可改变,当时人们对此已非常清楚。乙酉年五月十三日,扬州消息传至嘉定——同日,赵之龙、钱谦益等在南京议定向满清投降,而朱由崧、马士英等已逃离,嘉定人尚不知也——他们仅从扬州陷落消息,即预测到前景,而有组织乡兵之议。从一开始,这就是民众的自发行为。知县钱默想溜之大吉,“百姓遮道止之,乃听士民议,按籍抽丁,以备他变。”[75]他们拦住县官,迫使他行使应有的职责。按籍抽丁,就是家家户户出人,全民皆兵。之后暂时平静,三十日,钱默还是逃走,乡兵一度散去。六月初四,清兵到嘉定,明朝吴淞总兵吴志葵每有骚扰,群众则尚未采取明显行动。闰六月十二日,满清下达薙发令,“至县,远近大哗,始谋举事矣。”[76]十三日,“人心愈愤”:市上大呼曰:“安得官军来,为我保此发肤!”苟有倡义者,即揭竿相向矣。于是诸乡义兵,不约而起……六里内一呼响应,动以数万计,无不地自为守,人自为战者。[77]

昆山也同日起义,杀掉满清委派的县令。起义民众还主动攻打太仓,所以如此,因为那里在一些士大夫表率下,“城中无不辫发者。四境之民怨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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