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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南情形看，士夫—民间的新型互动，或者说“意识形态一致性”，在明末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平时的重大地方事务及日常矛盾处置，已对此形成很大依赖，而官府乃至朝廷中央的影响反而靠后，甚至有边缘化迹象，有它没它均可。换言之，即便官府不存在，当地社会与民众仍能组织起来，甚至组织得更好。乙酉年五月，南京投降后的东南现实，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江阴、嘉定两地大型抗清行动，以及无锡、常熟、休宁、徽州、贵池等多处游击性质的抗清活动，都是在政府缺失的背景下，得力于乡绅—民间这条纽带。这种现象的后面，便是士夫、民间基于共识和互信，形成合力（往往是反抗的合力），去贯彻共同意志、追求共同利益。就历来的中国社会关系而论，这是极重大的、堪称带突破性的动向，假以时日，中国社会基本结构与模型因此有所变革，绝非不可期待之事。可惜，满清以外族入主所势必伴随的高压统治，大大削弱、抑制了乡绅—民间新型关系的变革性潜质。虽然有清一代，乡绅—民间关系也继续存在下去（太平天国时即曾发挥作用），但其反抗性明显流失，更多地仅仅作为一种地方稳定杠杆而已。

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从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两个层面，解释明末东南民众“拒寇抗虏”这种表现的由来。但是，它仍不能解释为什么东南民众有此表现，而北方民众却没有或甚少有。

回答后一问题的方式，相当简明，只须实证。

我们从一组数字谈起。明代二百多年历史，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殿试头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和乡试第一名会元，总数共244人。其各省分布及排名如下：第一，南直隶（含今苏皖两省）66人；第二，浙江48人；第三，江西48人；第四，福建31人；第五，陕西（包括甘肃）9人；第六，湖广8人；第七，北直隶7人；第八，山东7人；第九，四川6人；第十，广东6人；第十一，山西4人；第十二，广西2人；第十三，河南2人。[130]

对这些数字略作分类，得到以下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人数达193人，几为其余地方四倍（后者全部相加为51人）。二、南直一省人数，便超东南以外各地总和。三、浙、赣、闽三省，各自人数都接近于他处总和。四、以南北分片看，南部诸省即南直、浙、赣、闽、湖广、川、粤、桂共215人，北部诸省即陕甘、北直、鲁、晋、豫仅29人。

至此，答案可谓一目了然：明清鼎革之际，南北方颇相悬殊的表现，是长期以来文化重心随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的结果。这个过程，远自东晋始；以后，北方蛮族每侵入一次，华族的经济、文化重心就为之南移一步。中间当然还有反复，但南移趋势不断且逐步深化，及至明代，正统华族文化的中心，已处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则失却纯正、转为杂芜，“混血”特征突出。

这个过程，实际上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中原文化的华族正统性不断流失，二是长江中下游的化外性不断减弱、消失，取代中原成为华族文化的正统地。我们只须回看春秋时的情形，就知道南北方是如何悄然发生这文化上的流转。在那时，长江中下游与西北的狄戎一样，本属化外之地。但经过代代南移，中原文化正统及精英大举转移过来，东晋、南宋两次最大的迁徙，都向东南输送了大批豪族和文化精英，江浙许多大姓望族，祖籍原在黄河流域，而福建客家人多来自河南，则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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