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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例子不足以说明，再看发生在南京的两件事：阮圆海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叱为梨园装束。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大兵大礼，皆娼优排演之场。欲国不亡，安可得哉！[63]

阮圆海即阮大铖，柳隐即柳如是。他们两个，都是在生活以至公务中，以近乎粉墨登场方式于大庭广众露面。

我们必须说，不但明代文化有很强的戏剧成分，明代的心理和政治也是充分戏剧化的。如果换换说法，通俗一些，则是：明代的不少事，不少人，往往有如演戏，扮演的意味很浓厚，完全是一种仿真存在。这在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那里，有最显著的表现。自打继位为君，朱厚照直到死，短短三十年的生涯都在设法逃离皇帝角色，抑或使自己与皇帝角色之间产生间离。他在宫中使自己变身为小商小贩，在宫外打造豹房那种淫邪空间来释放道德压力，以“大将军”身份历险和周游各地并严禁大臣指认、说破其真实身份……此人一生，是戏仿的一生，谐谑的一生，或干脆说是一部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尽管他并非职业演员，可所作所为，比百老汇的表演家更加彻底；演员尚能区分自己的舞台和生活形象，朱厚照却不论何时何地都在从事演艺活动。他用表演对抗现实，用虚拟消解真实。整个明朝，不以皇帝为“角色”者稀。大多数皇帝，要么主动使“皇帝”变成一种角色，以便从中脱壳（如武宗、熹宗），要么在礼法和群臣约束下被迫角色化——岂止皇帝被角色化，群臣同样以扮演或假面方式出入朝堂，君臣间，每每心照不宣像串戏那样互动和周旋。嘉靖年间“大礼议”、万历年间“国本之争”以及崇祯皇帝的大结局，都有极强的表演性，以至演着演着“下不来台”。

梳理一番戏剧与明代的关系，就可以谈谈明朝紫禁城的末代皇帝了。

朱由崧，明代伟大戏剧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位狂热戏迷，他对戏剧艺术的爱好，超过所有事情。明末祸乱，他痛失“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流浪飘零，遍尝辛酸，意外辗转南京、当了皇帝。回忆这一切，他所感到的最大收获，我以为是有缘纵情观赏中国最高水平的戏剧。专言声伎的《板桥杂记》一书，曾给晚明南京这样的形容：“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64]如许风尚，不必说福王的藩地洛阳，就是燕京古城，也远远望尘莫及。秦淮河畔，吹弹之盛、笙歌之精，比之现代百老汇、好莱坞未遑稍让。时人王阮亭《秦淮杂诗》有句：“旧院风流数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65]，朱由崧的南京一年，大抵都在此句之中。孔尚任《桃花扇》，特以一折《选优》写朱由崧戏剧之癖，乃至他在剧中，与其说以皇帝身份毋如说实际仅以“戏迷”形象示人。虽然李香君被强迫入宫扮戏、朱由崧“寡人善于打鼓”[66]等情节，从史实角度未必果有，但“圣驾将到，选定脚色，就要串戏”[67]，以及阮大铖进优孟以结弘光欢心这类笔触，却千真万确，遍于诸史。

他真的是嗜戏如命。计六奇表弟胡鸿仪，曾叙其“亲所闻见者”：故事，宫中有大变，则夜半钟鸣。一夕大内钟鸣，外廷闻之大骇，谓有非常。须臾，内监启门而出，索鬼面头子数十，欲演戏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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