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北方不是没有相同点，比如南京和北京一样，都上演了投降一幕；但关键在于，还有不同。率众武装抵抗是一种，个人自决绝命又是一种。

1645年下半年，对中国来说，不只有悲惨，也随时闪现悲壮。一批从品格到才具都很优秀的人，自主选择了有尊严的死。如弘光朝初期大学士、名臣高弘图，他为马士英、阮大铖等排挤，四疏求退，因是北方人，辞职后无家可归，而流寓绍兴，“两浙相继失守，弘图逃野寺中，绝粒而卒。”[15]他有一孤子相依为命，死前，专门托与谈迁（在南京时，谈迁为其幕客），然后独自避入竹园寺，从容绝食。如徐汧，他是复社领袖，阮大铖最后图谋陷构而未遂者；南都破，他留书两个儿子：“国事不支，吾死迫矣。”决心已下。及闻苏州不守，即于夜中自缢，但被仆人发现解救，未果。一个朋友试图劝之：“公大臣也，野死可乎？”他的回答相当凄凉：“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终于闰六月十一日，“肃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桥下死。”[16]他的行为已超越了个人之身死，而成为一次有关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展示与垂范。如杨廷枢，复社之长，名满天下，国亡隐山中，卒被抓获，“大骂不屈”，押解时于舟中血书：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文天祥）先生之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四月廿四日被缚，饿五日，未死。骂贼，未杀。未知尚有几日未死。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17]

旋被害。读血书，可知杨廷枢执着于死的选择，意在“以身作则”，彰显心中存之已久的信念，上祧先贤、下启后人，俾使读书人精神使命薪火相传。

一时，勇毅之士层出不穷，果敢故事书之不尽。其中令人至为感佩，是当此重大关头，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翩联袂、彼此追随、同赴大义。读这些事迹，我都一再想到明代所特有的分别都达于极致的“两面性”——一面朽烂污秽无以复加，一面勃然向上、刚健劲拔之气直冲霄汉。

典型者如夏允彝，“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8]同志皆死，则己即不能独存。侯峒曾之子侯玄涵，后来为他作传，详叙了经过：镇帅以素闻公名，必欲致一见，且曰：“夏君来归，我大用之，即不愿，第一见我。”公乃书于门曰：“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尽斥其家人，赋诗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慤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19]

所提到的几位“卓哉吾友”，虞求为徐石麒，前吏部尚书，自缢死；广成为侯峒曾，投水死；勿斋即徐汧；绳如为吴嘉胤，南都事变时他出使在外，闻讯折返，拜方孝孺祠后投缳，为家人所阻，及薙发令下，乃再拜方孝孺，自缢死；慤人为何刚，与史可法共事，死扬州；蕴生为黄淳耀，与侯峒曾共同领导了嘉定起义，失败，偕弟黄渊耀缢于馆舍。遗诗中，夏允彝首先陈说自己所以活到今日，是“南都继没，犹望中兴”，而杭州投降后，则尽弃此念。此念一去，继续存世于他即无意义，想到同志好友多数已眠地下，不禁心向往之，愿和他们“握手九京”，九京亦即九泉。最后两句，尤为大哉：“人谁无死，不泯者心”，身死有什么，重要的是心和精神不死；“修身俟命，敬励后人”，死非为个人故、不是求自我解脱，而是以这行为激发、醒觉后世，我们今天的话是“为民族和历史献身”。在他表率、垂范下，不过两年，他的公子、天才少年夏完淳也因抗清失败，以十七之龄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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