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尚存之一息，尽用于抗争，而不愿徒死。他其实是要以这种方式，通向死亡。“陈诗孔子庙，横甚。”于是被抓。入了监牢，他知自己已尽完了最后的气力，“一日，取毫楮作自叙，赋《绝命诗》，以手扼吭而毙。”[28]

活着，非因苟且，而是视为余力，去做个人的拼争。这是从叶尚高到吕留良，很多明遗民的生命意义。

六

披阅史志，一日掩卷之余，忽然闪出这样的认识：既非殉国的烈士，亦非始终不渝、一息尚存便尽其绵薄的抗争者，相反，倒是某些名节有亏、曾入泥淖的转变者，于遗民现象的表现最有力焉。

不妨明言，这认识来自钱谦益的《有学集》。这是他乙酉年以后或者说主要是入清后的作品结集。

截于乙酉年，我对钱氏印象极差。那种感受，甚至引起了对东林—复社的一定动摇。我很不明白，以钱氏低劣的人品，居然在这个进步的阵营中引领风骚、深孚人望，道理何在？从甲申国变后南都定策，到乙酉五月南京投降，钱谦益没做过一件让人佩服的事。他力主迎立潞王，漂亮的说辞是潞王较为“贤明”（其实并无此事），内里则的确是以党私摒弃纲伦，所以客观上授人以柄，使得马、阮等能够掌握主动，连累史可法被逐出南京，最终令弘光朝一开局就建立在不利的政治基础上。而造成这种局面后，钱谦益又尽显小人态，曲结马士英，几乎可以说沆瀣一气。又在最后关头，端出道学架子，阻止朱由崧迁都。而最为不齿的，是他转瞬之间变成降敌者，与赵之龙分别领衔文武大臣，献国都于满清。

《小腆纪年附考》曾引乾隆皇帝的话：“谦益一有才无行之人。”徐鼒且附以“真万世斧钺之公哉！”的评论。[29]如仅至乙酉年止，此论允谓精当。然通观钱氏一生，则既不精当，更谈不上公正，实际反倒应说是恼羞成怒的泼污之言。为什么？因为钱谦益于其后期生涯，大觉昨非，深切忏悔，抽身而退，以遗民姿态终死。对此，作为清朝皇帝的乾隆，詈以“无行”颇自然，而在钱氏本人，我们却认为是去“无行”而就“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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