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特别显明地从“文明与野蛮”冲突的意义，来阐述夷夏之防，是吕留良独到的地方。此即为何他能成为一代精神偶像的原因。他的所论，在死后四十多年仍光芒不减，让学子之心怦然动于衷。他确将里面的内容彻底翻新了，从而提供一种切合时代的思想。“时代”在此，不光指明亡清兴的特定变故，也涉及中国历史经二千年漫漫长路终于抵于某个关口这一较抽象的层面。曾静在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著作《所知录》中，写有这么一段话：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95]

这当中的思想，我们不可泥于字面，以为吕留良一派的意思是以书生取代皇帝。那就可笑了。当时话语有其局限，还没有我们今天的一些词汇、字眼。我们的理解，要穿过语词，抓握其内在所指；显然，那就是反帝王、反帝权，要求结束它们的历史，以体现历史和文化理性的力量（吾学中儒者）取代之。“吾学中儒者”所表示的类似治国者，对社会所抱态度，能着眼于公平、正义、合理、健康和善，而皇帝或“世路上英雄”这种人，“不知学”，心中不存“道理”而只有私利，巧夺豪取，贪得无厌，实质与流氓无赖、社会渣孽无异。

远在那时，能对皇帝、皇权有此直捣龙门之论，可谓骇人听闻。要之，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及其一套权力体系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在反思这个历史，认为中国之坏，就坏于此事。曾静引述的吕留良“复三代”思想，亦是此意；所以主张“复三代”，是因“三代无君”，“无君”的社会，善意犹存，还不至于被极度自私而巨大无边的权力所独霸、所戕害。也就是说，社会权力应该发生变革，变得理性、文明、讲道理。这与黄宗羲的君权批判，源出盖同。

换言之，民主意识在中国，非待西风东渐、由外铄我始有，而是在明末时代，中国经由自身历史苦闷，已经破茧欲出。此为笔者坚信不疑者，同时也是经清代三百年统治被逆转、被遮蔽、最终被遗忘者。经过二百年（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及至鸦片战争，由西方文明强迫，中国被动转型，其间丧失的不仅仅是两世纪光阴，更从本来的主动求变沦至被动或屈辱之变，因之而生的文化及心理上种种沮丧以至病态，难以言表。而这一切，恐怕都得追溯到清之代明所带来的中断与扰乱。

假由吕留良这一个案的探察，我们惊讶发现，明遗民现象所包含的主题，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的对明王朝之忠，甚至也不仅仅是反清那样狭隘；在本质上，这是对中国自身历史与文化大变革、大觉醒在即，却突然陷于绝境而生出的大悲凉、大不甘。

至少从思想的材料中，我们认定十七世纪初叶中国已经出现使帝权终结的苗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至有接近于议会政治的议论。他所设想的“学校”，将不再仅为朝廷“养士”之地，里面也不复只有一群食禄报恩、惟命是从的人，而是面向“是非”、独立参政的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96]

“公其非是”几个字，我们如说其中已含初步的宪政意识，当不为过。长久以来不乏一些论调，指中国没有原生态的民主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不能自发形成向现代的转型，乃至中国人天生只有帝王思想、只适合帝王专制，凡此种种谬言，读读明末文史当可大白于天下。我们不会夸大其辞，认为中国在明末已经自发踏上现代转型之路，然而却不难确认，这样的苗头真真切切地出现了。若非满清入主，稍假以时日，比如再经过半个世纪，这种苗头从思想幼株长为大树，乃至从社会实践以及制度层面有所尝试，绝非毫无可能。因此，明遗民之痛，不单痛在家破国亡，更痛在黎明前夜突然向另一种抑或是双重的黑暗坠落。至于满清，除因自身文化上的低矮和简陋而拖累中国，我认为它还无意间扮演了打断中国历史自我更生步伐、挽回已处破落的王朝政治之命运这样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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