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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外事处成立了一个汉语教育学院，我想庞处长的构想是要把汉语教育学院扩大，提高一个层次，从单纯的语言教学提高到文学的层次。可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干这事的人，对于行政、人事我真是一窍不通，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我根本什么都摸不着门。我就跟叶言材说这个事我绝对不能做，我只能教书。可是校方说你不用管那些行政事务，你只是挂个名做所长，我们找一个副所长帮你管事。接着就又提出了请谁来担任副所长，以及研究所挂靠在哪一个部门的问题。本来是由鲁德才先生做副所长，可是不久鲁先生就被韩国请去讲学了。后来就想请郝世峰先生做副所长，可是郝世峰先生是不喜欢出头做事的人。最后征得崔宝衡先生的同意，在研究所起步的艰难时刻，来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经过反复商量，研究所挂靠在汉语教育学院。

我来南开讲课的时候，有很多天津师大的老师和学生也常常跑来听课，师大有一个王英博老师还帮我介绍中医。过了几年，我还在专家楼住着的时候，有一次王老师来看我，跟我说：有个学生安易人很好，读书也很好，她也听过你的课。那时安易在《开发报》做记者，1986年冬天她来采访我，那时我就认识了她。研究所成立了，需要找一个秘书，我觉得安易无论是为人或为文各方面都很好，就请安易来做我的秘书。1994年安易正式从报社调到南开大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时确实很艰难，崔宝衡先生跟安易在研究所创办初期做了不少辛苦的工作。

学校给了新成立的研究所一些创办费，没有正式的经费，也没有办公室。学校就把东方艺术系的一个房间借给我们作办公室，王文俊校长另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房存放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批线装书。因为没有正式经费，连电话费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维持。我侄子叶言材每年从日本带一些日本学生来学中国文化，安易也帮忙开一些课。郝世峰先生、崔宝衡先生、李剑国先生也给这些日本学生开一些课，所里才有一点收入。学生多的时候，还要找个教室来上课。像糊窗户纸、擦桌子扫地、整理教室这些事情都是安易跟崔宝衡先生亲自干的。研究所的所有的杂事都是安易跟学校、系里交涉。安易对我真是没说的，以她的性格，她是绝对不喜欢这些工作的，她是为了我才接受了这些工作。我在南开这些年，安易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工作，真是忠心耿耿。我生病住院也是安易跟张静轮流陪着我住的。她虽然也不怎么说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她真的是很关心你。安易到了退休时，我问她要不要我跟学校说继续聘用她，她说不要。但是她跟我说：叶先生今后不管您有什么事，我一定全力帮忙。一直到现在，不论是查资料，还是打录我的文稿，或者我要讲演准备一些教材，还是安易去做，她只是不愿意做那些事务性的事，安易真的是我的终身秘书。她为人很诚恳，丝毫不重视也绝不追求外表的东西。安易的真诚，也赢得了我身边学生们的尊重，大家都很尊敬她。

80年代初与安易（右）在南开大学校园

当时国家教委已经有政策，允许在职读研究生。安易、徐晓莉、杨爱娣，听说我成立研究所，就都想读我的研究生。但是因为我们所挂靠的汉语教育学院没有招收研究生的指标，结果她们三个算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指导的老师是郝世峰先生。徐晓莉、杨爱娣在外校工作，她们两个虽然也念了，但是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拿正式的学位。最后只有安易坚持下来，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初我们研究所也考虑挂靠在中文系，可是那时中文系也不是很热心接受我们，大家真是看不出我们的研究所有什么前途，觉得是个累赘。直到1993年陈洪先生做了中文系主任，才接受我们挂靠在中文系，研究所才有了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因为我招博士生需要国家批准，所以当时只从中文系给我两个硕士生，就是迟宝东和舒娟。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批下来了，才开始招博士。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讲学时，陈洪先生当时在南开中文系读研究生，讲学结束时，他曾亲自帮我整理行李。陈洪先生毕业后留在南开中文系工作，1993年做了中文系主任，后来又做了文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多年来，陈洪先生对于我们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研究所当时什么都没有，母国光校长亲自跟我说，叶先生你如果能在海外募来一笔捐款，我们就可以像日本所一样，给你们一块地盖一座楼。我跟崔宝衡先生为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教学楼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我们两个还跑去看了位于老图书馆旁边的日本所，看看它有几层楼，有多大面积。也看了学校说可以给我们用的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后边小花园附近的地方。

促成给我们研究所盖楼的是U.B.C.大学亚洲图书馆的谢琰先生。谢先生的夫人施淑仪女士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古典诗歌有很高的兴趣和修养。那时她常常约我到她家里去，有时也跟他们吃一顿饭。我刚刚开始在南开办这个研究所的时候，真是相当地艰难，谢先生夫妇跟我都很熟，常常听我说起来这些事。

谢琰夫妇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举办一些诗词讲座，有一位热心中国文化的企业家蔡章阁先生也在他们府上听过我讲课。有一次蔡先生跟谢先生谈起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谢先生就请蔡先生吃饭，也约了我去，我就跟蔡先生见了面。蔡章阁先生少年时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就出来学徒做工，后来很有成就。他自己也经历很多不幸，他到了香港以后，在把全家从广东接出来的时候，船遇到战争留下的海上鱼雷，他的第一位夫人跟孩子全都遇难了，他是后来再结婚才有现在的这些孩子。蔡先生虽然小时家境也不好，但是旧日的中国，尽管是广东的乡村，一般还是有私塾，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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