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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北宋晏殊《蝶恋花》词里的两句。这首词本来也是写相思离别的，但是其中这两句却使王国维产生了成大事业大学问之第一种境界的联想。叔本华认为，每个人都跳不出意欲的圈子，不过每个人目光的广狭和远近都不相同。一般人为庸俗浅薄的东西所吸引，而成大事业的人则意愿远大。所以，一个人要追求更高远的理想，就一定要先打破眼前五光十色的繁华世界，经过一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阶段，才能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光。于是，王国维就从这种感发的作用看出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柳永《蝶恋花》词里的两句。柳永的词原来是写男女之情的，但是他这两句也能给人一种联想，使人想到人类为追求理想而殉身不悔的精神。衣带宽松了，表示一个人憔悴消瘦。但是他说，“为了我所爱的那个人，我不后悔。她是值得我为她而憔悴消瘦的”。这种激情，也与我国传统诗歌里的一种感情相合，那就是屈原《离骚》里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王国维把它列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二个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的句子。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总想一下子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充其量只能得到眼前小小的名利。要知道，坚持不悔，而且耐得寂寞，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三个境界。

王国维从这些小词里看到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境界，这是一种“兴”的联想，但这种联想与原词的主题显然不同。所以他在列举了这三种境界之后说，如果真的这样来解释这些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种体会完全是他个人的联想。

再看第三则词话，李后主有一首《相见欢》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几句表面上是写林花的凋零，但实际上是表现了生命的短暂无常。而在这短暂无常的生命之中还有那么多的折磨与痛苦：“朝来寒雨晚来风”，这样的悲哀是一切有生之物都有的。王国维所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并不是把后主比作释迦和基督，而是一种借喻的说法。因为后主词中所表现的虽然只是他自己的悲哀，但却包举了所有人类的悲哀。王国维的这种“兴”的联想与前边所说的那两种又有不同。在这里，他所感受的是后主词中那种感发力量的强大。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我们说过，好词一定会使读者有言外的联想。用什么方式来理解词的言外的联想？我认为主要有张惠言和王国维的两种不同的说词方式。张惠言说作者一定有这样的用心，是由语码产生联想，内容是传统的以政教为比兴之说的方式；王国维说作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用心，但是我可以有这样的联想，是由感发的“兴”引起联想，内容是一种以哲理为主的方式。

80年代初我开始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共同撰写《灵谿词说》的合作。当我写到《论周邦彦词》一篇时，我对于周邦彦的词所表现的一种特殊风格提出了“赋笔为词”的说法。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谈到自五代北宋以来，词的内容与风格虽然有多方面的表现，也不乏创新的开拓，比如苏轼在内容方面的开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开拓，都有着极可注意的成就；但我以为他们在本质上仍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直接的感发为作品中的主要质素。而周邦彦词的出现，特别是他的一些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转变，那就是一种以思索安排来写作的新的质素的出现。这种写作质素的改变，为词的写作开拓出了一种新途径，对于后来的南宋各家词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两种不同的品质与风格，我在文章中把这种新途径叫作“赋笔为词”。既然写作质素有了转变，那么评赏的途径和标准当然就也不得不随着转变。许多欣赏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写作质素的转变，没有清楚的认知，还是以评赏北宋词的眼光来评赏南宋词的缘故。张惠言之所以把五代宋初的那些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不喜欢南宋词的偏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没有能够加以区分的缘故。我提出这种说法后，首先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肯定，后来程千帆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也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许多困惑的问题。

《论周邦彦词》一文写于1985年，从1986年开始，我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当他们来邀稿时，特别说到当时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为什么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但我的努力也并未能挽回《文学遗产》的颓势，所以在写了十五篇以后，就停止了。这时又有人向我建议，把这些《随笔》中的零星见解改写成一个长篇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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