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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在天津与陈省身夫妇（左）摄于宁园

如果以严格的诗律而言，这首诗自然有一些不尽合律之处。但如果以内容情意而言，则这首诗却实在可以说是极为朴挚地表现了一位久居国外的老人对于自己祖国的一份真诚的怀思和祝愿。我与陈先生有相同的处境，因而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

1974年我回国探亲旅游时，也曾经写过几首七言绝句，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纪游绝句十一首》其一、其二）

我们的专业虽然完全不同，但通过彼此的诗歌，我发现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抗战沦陷时旧中国苦难的海外游子，都同样怀有着一份永远无法消除的对祖国的深情。而且飘零越久，对祖国的怀念就越深，想要对祖国有所报效的意念也就越坚决。现在看到祖国从旧日的危亡走向了今日的兴盛，自然也就越感到欢喜。

有一天我偶然与陈先生谈到了我们改变国籍的一些经历。陈先生告诉我说，他虽然早在40年代就去了美国，由读书而教书，前后将近二十多年，却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直到1961年，美国有意推选陈先生为院士，而当选的条件之一，必须是美国公民，因此陈先生才加入了美国籍。不过陈先生虽入了美国籍，却丝毫没有改变他是中国人的华裔的身份，他当选的虽然是美国的院士，但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陈先生一向都有他自己主观的理想和抉择，正因为他正确的抉择，才有了他后来的伟大成就。而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任随命运的播弄和抛置。1969年我从台湾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当时我所持的是台湾的证件。1970年我虽然获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但却从来没想到要加入加拿大的国籍。直到1974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在香港办理过境手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所以我在1976年才申请了加入加拿大的国籍，主要是为了经常回国方便。我与陈先生的专业和经历虽然不同，但我们在谈话中常常可以得到一种共鸣，这当然也增加了我们的友谊，更使我感动的是陈先生的夫人郑士宁师母对我的种种关爱。

陈先生长我十三岁，陈夫人的年龄我不确知，估计比我年长十岁以上，因此每次见面时，我总尊称她为陈师母。有一次他们夫妇二人又来听我讲课，看到我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都贴有胶布，陈师母就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说因为我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我的手指总是皴裂。于是陈师母就热心地给我送来了好几副她从美国带过来的胶质的薄手套，这种关怀使我十分感动。后来有一次我与他们夫妇谈话，陈师母告诉我说她的父亲郑桐荪先生也是一位数学家，是清华大学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但郑桐荪先生非常喜爱诗词，留下了数百首诗词作品。郑桐荪先生不仅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多门基础数学课程的讲授，而且还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过诗词课程，并写有《吴梅村诗笺释》与《宋词简评》等有关诗词的著作。陈省身先生的父亲陈宝桢先生则是光绪三十年的秀才，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熏习之下，就无怪乎陈先生夫妇对诗词会有兴趣，而且特别关爱我这个讲授诗词的人了。

陈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写诗，上中学时就写过白话诗。不过，中年以后的陈先生就不再写白话诗而改写旧诗了。除了前边提到的《回国》的那首绝句以外，我在《陈省身文集》中还见到了他写的另外三首诗。一首是1975年他为夫人郑士宁女士六十大庆而写的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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